佛教醒世格言對聯(lián)集錦200句
由王安石嫁女談宋代佛教的發(fā)展
【人物簡介】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qū))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xué)家、改革家。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于鐘山(今江蘇南京)，謚號“文”，故世稱王文公。
在中國佛教史上，流行觀點認為宋代已進入佛教發(fā)展的衰落期，此時對佛典的翻譯和闡釋基本結(jié)束，在佛教理論上已無實質(zhì)性建樹，佛教僧團不如六朝、隋唐興盛，也沒有能與之前的慧遠、玄奘、慧能比肩的高僧。
北宋文人曾紆的筆記《南游說舊》中記載的一則王安石軼事可有助于我們換個角度思考這一問題。筆記中說，王安石打算將小女嫁給自己的得意門生蔡卞。蔡卞是蔡京之弟，聰慧過人，13歲就考中進士，從王安石學(xué)習(xí)經(jīng)義，深受賞識。王安石推行新法，他積極支持，后來官至尚書左丞。王夫人吳氏因為剛富貴，加上疼愛此女，就購置天下樂暈錦(一種價格十分昂貴的高級燈籠紋蜀錦)制成精美華麗的床帳來作為女兒陪嫁。可婚禮尚未舉行，好事者已將嫁妝的奢侈程度遠播，乃至很快就傳進宋神宗的耳朵里。對王安石很了解的神宗很是不解，于是問王安石：「愛卿作為一代大儒，怎能用這么貴重的錦帳嫁女兒?」他吃了一驚，無言以對。回到家中一問夫人，果然如此。于是趕緊將錦帳施舍給汴京名剎開寶寺，用作福勝閣的佛帳裝飾，并于第二天向皇帝謝罪。由此可知，王安石作為名相，一向清廉自持，對于居所、服飾、飲食等從不講究，甚至有時給人以邋遢之感。神宗作為有為君主，也崇尚節(jié)儉，但是將奢華之物獻給寺院以助華麗，即使在如此君臣看來也理所應(yīng)當(dāng)。對于這種現(xiàn)象，不信佛的北宋大文人曾鞏感到不可理解，鑒于佛寺的奢侈之風(fēng)，他在《鵝湖院佛殿記》中說：「資其宮之侈，非國則人力焉。而天下皆以為當(dāng)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由此折射出佛教在北宋的發(fā)展盛況。
實際上，隨著儒釋道的合流以及佛教在安定人心上具有的重要作用，宋朝統(tǒng)治者對佛教多給予大力支持。即使徽宗崇道，并于1119年下詔「排佛」，但因佛教勢力強大，迫于壓力，不久不得不下詔「一切如舊」。由于朝廷的積極扶持，宋代僧尼人數(shù)占全國人口的比例超過了唐代的1：322，其中以真宗與徽宗時期為最高，約為1：40，真宗至高宗時的'平均比例約為1：【第60句】：宋真宗甚至親撰《釋氏論》，提倡佛儒跡異道同，并說：「不殺則仁矣，不竊則廉矣，不妄則信矣，不醉則莊矣。茍能遵此，君子多而小人少。」所以，在其統(tǒng)治期間，僧尼多達45萬，這是唐代至元代的最高峰。南宋時期，佛教依然興盛，因此，不信三世輪回之說的朱熹無奈地說：「釋氏之教，其盛如此，其勢如何拗得他轉(zhuǎn)?吾人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尚他者，已自難得。三世之后，亦必被他轉(zhuǎn)了。」故而，王安石將女兒嫁妝獻給寺院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的自然之舉。他早年常讀佛經(jīng)，其家鄉(xiāng)江西臨川是禪宗重要發(fā)源地，對其影響較大。據(jù)宋惠洪《冷齋夜話》記載，王安石之所以肯出任宰相是因為受到云門宗高僧雪峰義存的一句話──「這老子常為眾生作什么」的激發(fā)，「常為眾生作什么」正是菩薩行的精神，顯示了新禪宗的魅力。到了晚年，王安石更醉心于佛學(xué)，與僧人交往頻繁，并將家宅施為報寧禪寺。
王安石的佛緣實與宋代佛教的世俗化與文人化密不可分。宋代佛教的世俗化包括民間信仰與文人佛學(xué)，前者主體是民眾，其信仰主要體現(xiàn)佛教中超自然的內(nèi)容;后者主體是知識精英，他們關(guān)注的主要是學(xué)理性的內(nèi)容。宋以前，僧人中的大德較多，他們承擔(dān)著佛經(jīng)翻譯與傳播的重任。到了宋代，由于文人地位的提高，有識之士紛紛加入文人陣營。宋代文人普遍喜讀佛典，有的熱情甚至超過僧人，這些導(dǎo)致了佛學(xué)在文化意義上的方興未艾。宋代文人對佛學(xué)的理解也顯得與以往不同，能將佛禪之理轉(zhuǎn)化為與生活相關(guān)的人生智慧，發(fā)展出獨特的心性學(xué)說，促成了佛教的儒學(xué)化，并使文人佛學(xué)成為宋代佛教最具活力的內(nèi)容。
至于皇帝與宰相同意將奢華之物獻給寺院以助華麗，在當(dāng)時是有重要社會基礎(chǔ)的。佛教雖然在本質(zhì)上對物質(zhì)生活不看重，而且有些宗派完全不提倡物質(zhì)享受，提倡「苦身窘行、離性禁欲」，以生活的艱苦來凈化心靈與體悟佛法，但隨著佛教的發(fā)展以及為了吸引更多民眾來信奉，對佛國以及佛教事物作必要的美化是需要的。特別是到了唐宋，隨著佛教在宣傳上對佛本生題材的弱化和西方凈土變題材的強化，在壁畫中，畫工們在描繪經(jīng)變故事中西方極樂世界的美好的過程中需要對人間皇室與貴族的生活環(huán)境進行觀察，在這種程度上，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是一體的。這不但與佛教的傳播手段有關(guān)，而且具有理論基礎(chǔ)，如《阿彌陀經(jīng)》里敘述的「極樂國土」在物質(zhì)上就極為華美而豐富。其中，地是「黃金布地」，房子是「七寶樓閣」，并有七重欄循、七重羅網(wǎng)、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匝圍繞;另有七寶池，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亦以金、銀、琉璃、玻璃等寶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琉璃、玻璃、硨磲、赤珠、瑪瑙飾之。因此，信徒便將佛典中以比喻手法表達出來的凈土世界具體化、形象化，并用世俗的黃金珠寶來塑造，不遺余力地表現(xiàn)其莊嚴與華美，以虔敬之心試圖在人間營造理想世界。
一般來說，世俗之人多難接受「苦行僧」式的教化方式，所以在解決這種問題的形式上，人間世俗的喜好與清規(guī)戒律竟生成了微妙的置換。因此，隋唐以來人們對和佛教相關(guān)的建筑、雕塑、繪畫、家具等的表現(xiàn)均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幾與簡樸之道背道而馳。在宗教建筑中，為了使人們深信萬能的菩薩、神仙或上帝，無論寺廟、道觀或教堂，都修建得莊嚴肅穆，其主要目的就是使信徒們感到神靈的崇高，自己的渺小，從而生成歸屬感。實際上，在各大宗教的世界里，信徒們的確多是把人間最美好的事物供奉給了宗教場所，如此才形成了宗教藝術(shù)的昌盛發(fā)達。宗教家具在這方面自然也不例外，為了能和宗教建筑相適應(yīng)，往往也采取華麗的形式與裝飾。例如，在日本僧人按南宋寺院實際測量繪制的《五山十剎圖》中，靈隱寺屏風(fēng)、徑山法堂法座、靈隱寺山門香爐、眾寮圣僧櫥等圖像上顯示了昔日實物的奢華。靈隱寺屏風(fēng)為三扇，通寬【第14句】：3尺，中屏高【第19句】：34尺。當(dāng)時一尺折合31cm，即這是一件通寬4【第43句】：3cm，高5【第99句】：5 cm的龐然大物。今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尺度最大的太和殿屏風(fēng)有七扇，通寬525cm，高425cm，其每扇的寬度與高度遠不及此，可以想見那時陳設(shè)此件家具的靈隱寺廟堂是何等的高大雄偉。
作為修行者，本應(yīng)拋棄物質(zhì)享受，但為了體現(xiàn)宗教的「莊嚴具足」，又須表現(xiàn)佛像莊嚴、法器貴重、齋局盛大，為出席奢華的道場，僧侶們的衣著與器物也會十分講究。當(dāng)前，各地佛寺中，殿堂的金碧輝煌成為人們印象中寺院的應(yīng)有特征，千佛殿、萬佛樓成為各地效仿的標志，而廟宇規(guī)模的不斷擴大與佛像高度的不斷攀升也成為各地競爭的熱潮。對于此類現(xiàn)象，其實早在宋神宗年間，當(dāng)時的狀元黃裳在《含清院佛殿記》中就說：「佛之性，其體也圓，其用也光，惟其所感宮殿樓閣戶牖階砌，嚴麗廣博。寶華妝校，翠影妙香不可窮，既然，而佛之榮華侈靡豈資于物哉!」那時，黃氏的醒世之言如同石沉大海，而跨越千年的今天，這一問題又何去何從呢?
談王安石的《傷仲永》
《傷仲永》是王安石的一篇雜文體的散文，通過方仲永的故事，說明人的知識才能決不可單純地依靠天賦，而必須注重后天的教育與學(xué)習(xí)，文章由兩大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敘方仲永由神童而變?yōu)橛谷说倪^程；第二部分就上述而發(fā)了一通“受于天”與“受于人”的議論。議論是敘事的升華，敘事乃議論的基礎(chǔ)。敘述方仲永事跡時，又分兩層來寫：一寫少年聰穎，一寫長大庸碌。全文緣事明理，抑揚見意，富有啟發(fā)性和說服力。
文章先以褒揚之筆極寫方仲永“受之天”的“通悟”，這又分為兩個階段：一是“父異焉”，一是“邑人奇之”。仲永的奇異，由家內(nèi)擴展到社會，其中有他個人的特異，又有家人的作用。因家人首先的異，炫耀于人，使得鄉(xiāng)人皆異。其根本之點，還在于仲永本身的異行。仲永本身的異有四：一異在五歲時忽啼求書具。方仲永家“世隸耕”，與書具無緣。只有“兵家兒早識刀槍”，哪有田家子忽思書具！“忽啼求”之狀，就使人不明其原，且“啼”求，要求強烈，又不失兒童之狀，更讓人感到大惑不解。二異在不學(xué)而能書。居然“即書詩四句，并自為其名”。這是罕見的天賦之才。三異在不學(xué)而能詩。一下子就能寫出“以養(yǎng)父母、收族為意”的四句詩，不能說不是奇跡。四異方仲永不是偶爾能寫首把詩，而是隨時隨地“指物作詩立就”，并且“其文理就有可觀者”。方仲永在家中的`異行，使得他父親“傳一鄉(xiāng)秀才觀之”，為了辨其正誤優(yōu)劣，請秀才鑒別；為了炫奇顯異，向秀才夸耀，也就導(dǎo)出了“邑人奇之”的結(jié)果。寫方仲永后來所為，則大別于前。到十二三歲時，雖還能作詩，可是已“不能稱前時之聞”，和過去說的情況已不相符了。到了二十歲時，雖有少許文化，然而“泯然眾人矣”，淪沒到和一般人一樣了。作者通過方仲永前期和后段的大幅度的變化，為后文的議論鋪設(shè)了充分的基礎(chǔ)。但是作者對方仲永的褒揚是揚中有抑，第一部分以揚筆寫方仲永之天才，已經(jīng)暗藏抑筆于其中，預(yù)示著方仲永未來的發(fā)展。只是這時的抑筆系暗筆，使人不易察覺，直至讀過后面議論，才使?jié)撘馔赋觥７街儆烙子衅娌牛涓竻s是一個庸人。他“世隸耕”，不明事理，不通文墨。因而到了仲永五歲時，未嘗識書具，他家也沒有筆墨。本身缺乏文化修養(yǎng)，也不懂得教育原理。其父還是一個世俗之人。當(dāng)鄉(xiāng)間之人以仲永為奇人后，請他父親去作客，叫仲永當(dāng)場表演，有的更以錢幣買仲永的詩和字，“父利其然也”，以為借此有利可圖，就天天拉著仲永到處去見邑中之人。他為了圖利，并不考慮兒子的前途，于是葬送了兒子的天賦。其父更是一個愚人。仲永之父認為兒子有天才，居為奇貨，炫耀牟利，“不使學(xué)”。殊不知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xué)不成材。方仲永有再高的天賦，終不免要淪為“眾人”。方仲永由聰慧過人，到泯然眾人，這個悲劇完全是由其父的愚昧、庸碌、貪利造成的。作者在揚仲永之才時，已隱喻貶斥之意，這也為后面的敘述作了鋪墊，更為后段的議論語設(shè)了條件。
作者在充分敘述方仲永由神奇之童變?yōu)槠接怪说幕A(chǔ)上進入議論。這樣，議論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事能動人，理可服人。議論時又分兩層來寫，一寫方仲永受之于天，比一般人資質(zhì)超過很多，可是因為不受于人，后天沒有好好地學(xué)習(xí)，也不可避免地淪為眾人。二寫一般人不受于天，本來就是普通的天資，又不受于人，不努力學(xué)習(xí)，豈不更會成為平庸之人嗎？這段議論之所以使人信服，一是議與敘切合。仲永幼慧如神，證明確是“受之天”，幼而能指物賦詩，長而泯為眾人，理從事出，無一偏頗。二是對比有力。像方仲永這么通悟之人，尚且因不學(xué)而淪為庸人，那么那些本來就屬“眾人”者，又不“受于人”，豈不是更不能跳出“眾人”范疇嗎？兩相對比，鮮明地突出了要說的道理。
（作者：徐應(yīng)佩 周溶泉 選自《古文鑒賞辭典》，江蘇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淺談由談中國詩談古詩暗示情感
錢鐘書先生在《談中國詩》一文中，認為中國詩較之外國詩篇幅短小，說“中國詩是文藝欣賞里的閃電戰(zhàn)，平均不過兩三分鐘”，雖“簡短”卻“可以有悠遠的意味”，使人“從‘易盡’里望見了‘無垠’”。這正如宋代詩人梅堯臣所說：“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這就告訴我們，中國古典詩歌具有強烈的暗示性。
馮友蘭先生說：“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覽無遺，是一切中國藝術(shù)的理想；詩歌、繪畫以及其它無不如此。”的確，在詩歌等藝術(shù)作品中，暗示與明晰是矛盾對立的兩個方面，在同一藝術(shù)作品中，二者不可得兼。中華民族的心理氣質(zhì)偏于內(nèi)向，加之儒家主張為人處世要“溫柔敦厚”，講求內(nèi)斂，要“敏于事而訥于言”，影響到詩人對外部事物的敏銳感觸，所以當(dāng)他們將這些感觸訴諸筆端時，常常文字簡約，惜墨如金。中國人的性格也是含蓄、委婉的，不喜歡直白、坦露，因而詩人習(xí)慣于使用暗示性的語言。以詩歌語言的暗示性，達成“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shù)效果。
在《談中國詩》中，作者用大量篇幅分別從三個方面闡釋中國詩歌具有強烈的“暗示性”這一特點。
一是將讀者引入邊涯，接著是深秘的靜默。有時候，作者將你引誘到語言文字的窮邊涯際，下面是深秘的靜默。正如“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和“淡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一般。這是中國詩使用“暗示”手法的第一種表現(xiàn)方式，也就是在恰當(dāng)?shù)臅r候靜默不言，欲說還休。
二是行文不了了之，引得人遙思遠悵。譬如，“美人卷珠簾，深坐顰蛾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和“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兩首詩，這兩個“不知”簡直撩人心魄！此乃中國詩使用“暗示”手法的第二種表現(xiàn)方式，即故云“不知”，不了了之。
三是問而不答，以問為答。作者說，“中國詩用疑問語氣做結(jié)束的，比我所知道的西洋任何一詩來得多，這是極耐尋味的事實”，“問而不答，以問為答，給你一個回腸蕩氣的沒有下落，吞言咽理的沒有下文”。此乃中國詩歌使用“暗示”手法的第三種表現(xiàn)方式，即問而不答，以問為答。
那么，我們在鑒賞古詩時應(yīng)該如何分析古詩詞所暗示的思想內(nèi)容或感情呢？
從意象的暗示性入手
意象是主體與客體、心與物、意與象的有機融合與統(tǒng)一；是主觀情思與客觀物象相融合的產(chǎn)物。它是融入了主觀情意的客觀物象，或是借助客觀物象表現(xiàn)出來的主觀情意。在中國詩詞的發(fā)展過程中，有些意象反復(fù)出現(xiàn)，都有相同或相近的意思，具有約定俗成的意義。讀者在欣賞詩詞時，通過審視詩歌中呈現(xiàn)的意象，調(diào)動生活經(jīng)驗，就能迅速把握詩歌的主旨或者思想情感，這就是我們說的意象的暗示性。
譬如，古典詩詞中常以冰雪的晶瑩暗示心志的忠貞、品格的高尚；月亮則暗示離愁別緒，抒發(fā)思鄉(xiāng)之愁；蟬常暗示品行高潔；蓮花既有高潔的象征，又能表達愛情；梧桐、杜鵑是凄涼悲傷的象征；鴻雁則表達了游子思鄉(xiāng)懷親和羈旅傷感之情。再比如松、菊、梅、竹、蘭等多用來表達高潔情操，關(guān)山、楊柳、蘭舟、長亭等物多用作揮寫離別之苦，而南山、幽居、禪寺等則多與隱逸情懷相連……這些意象具有約定俗成的意義，它們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已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部分，化入了國人的思維。掌握這些意象的含義，就能大體抓住整首詩的意境氛圍、作者的思想情感甚至詩詞的主旨。
從題目的暗示性入手
古人云：“題者，額也；目者，眼也。”題目是詩歌的靈魂所在，認真審視可以了解詩歌的內(nèi)容主旨，猜測其思想感情，進而為下一步鑒賞打下基礎(chǔ)。如司空曙的《喜外弟盧綸見宿》，題目中一個“喜”字，就寫出了因為被貶沉淪，親人還來探望，詩人感激而喜之情。再如柳中庸的《征人怨》，題目中的“征人”就點出了詩人刻畫的人物，寫的是征人戍邊的生活，而“怨”字點出了情感：朝廷連年征兵、備戰(zhàn)，老百姓苦不堪言。
從作者生平的暗示性入手
每位詩人所處的時代，他的'出生階層、自身遭遇、性格稟賦、藝術(shù)修養(yǎng)等都極大地影響著詩人的創(chuàng)作。如李白和杜甫，他們都是我國盛唐時期的偉大詩人，但是由于兩人經(jīng)歷、生活環(huán)境、性格氣質(zhì)的不同，各自作品的藝術(shù)風(fēng)格也迥然不同：李白詩歌豪放飄逸，多寫山川秀美，杜甫詩歌沉郁頓挫，多實寫現(xiàn)實生活。此外，陶潛的詩之所以平淡自然而又不失雋永，是因為他厭棄功名；辛棄疾的詞“英雄出語多本色”，正是他愛國主義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
從注釋的暗示性入手
注釋是對詩歌字詞句的解說，其作用是幫助我們理解作品。詩歌的注釋放在篇末，看起來無關(guān)緊要，但是注釋中關(guān)于作者、時代背景、題干的注釋，也同樣有著暗示性。詩歌鑒賞類考題一般少有注釋，若有，就比較重要，鑒賞時應(yīng)引起足夠的重視。出現(xiàn)在注釋中的作者往往不太為人所知，一旦注釋，即為我們理解詩歌打開了另一扇門，時代背景的注釋也暗示了詩歌的思想內(nèi)容。
總之，中國古代詩歌雖簡短但并不簡單，能夠在有限的文字里盡可能多地表達意味。不管是意象、題目，還是作者、注釋，無不把詩人的情感精妙地暗示出來。
漫談王安石的詩
引導(dǎo)語：北宋杰出的政治家王安石的詩現(xiàn)存1531首，大體上可分為為官與隱居兩個時期。前期詩作，主要有針貶現(xiàn)實、抒發(fā)政見、言情抒懷的政治詩、詠史詩、寓言詩和酬答贈別;后期詩作，或直抒胸臆，抒發(fā)詩人被迫隱退的憤懣之情，下面是小編收集有關(guān)他的詩的相關(guān)信息，我們一起閱讀學(xué)習(xí)吧。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市)人。因他被封為荊國公，故也稱“王荊公”;又因他是臨川人，有“臨川先生”之稱。他于宋仁宗慶歷二年(1042)中進士后，當(dāng)過一些地方官，曾多次上書建議興利除弊，以紓民困。熙寧二年(1069)，宋神宗特拔他為參知政事。從此，王安石積極推行新法。但由于舊黨排擠打擊，他于熙寧三年到熙寧九年兩次拜相，兩次罷相，最后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市)。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舊黨司馬光為相，全部廢除新法，王安石憂憤成疾，于次年病故。?
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被列寧譽為“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①;是北宋的大散文家，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北宋革新詩派中最優(yōu)秀的詩人。他繼承和發(fā)展了蘇舜欽、梅堯臣、歐陽修等前輩作家的創(chuàng)作主張，推崇唐代詩人杜甫、韓愈、李商隱、張籍等，反對西昆體詩風(fēng)，力主文學(xué)創(chuàng)作“有補于世”，“以適用為本”(《上人書》)。其文邏輯謹嚴，風(fēng)格雄健、峭拔，修辭精煉;其詩獨樹一幟，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著有《臨川先生文集》100卷。?
王安石的詩現(xiàn)存1531首，大體上可分為為官與隱居兩個時期。
前期詩作，主要有針貶現(xiàn)實、抒發(fā)政見、言情抒懷的政治詩、詠史詩、寓言詩和酬答贈別、悼念亡友之作。如《河北民》反映了遼和西夏入侵，北宋王朝搜刮民脂民膏，屈辱求和，人禍天災(zāi)，民不聊生的社會現(xiàn)實。《收鹽》、《省兵》、《發(fā)廩》、《兼并》、《感事》等詩也都表現(xiàn)了詩人體恤民生疾苦，主張改革弊政的進步思想。這些詩作，雖然大都“以議論為詩”，但思想深邃，論述生動，且具有真情實感，有別于“味同嚼蠟”之作。《明妃曲二首》、《孔子》、《孟子》、《商鞅》、《張良》、《范增》、《賈生》、《謝安》、《杜甫畫像》等詩，或評價歷史人物，或詠史抒懷，借古諷今，思想性與藝術(shù)性結(jié)合得較好。《同昌叔賦雁奴》、《禿山》等詩借助于寓言故事來針砭時俗，構(gòu)思巧妙，耐人咀嚼。《奉酬永叔見贈》、《別和甫赴南徐》等詩可謂酬答贈別之佳作。《思王逢原三首》痛悼亡友王令，如：“蓬蒿今日想紛披，冢上秋風(fēng)又一吹。妙質(zhì)不為平世得，微言唯有故人知。廬山南墮當(dāng)書案，湓水東來入酒卮。陳跡可憐隨手盡，欲歡無復(fù)似當(dāng)時”(其二);“百年相望濟時功，歲路何知向此窮。鷹隼奮飛凰羽短，騏麟埋沒馬群空。中郎舊業(yè)無兒付，康子高才有婦同。想見江南原上墓，樹枝零落紙錢風(fēng)”(其三)，以常語寫深情，長歌當(dāng)哭，真切感人。此外，《哭梅圣俞》、《傷杜醇》等詩也都是詩人從肺腑里流出來的痛悼亡友的悲歌。詩人這一時期的詩作，長于議論，善于用典，格律謹嚴，屬對工穩(wěn)，詩風(fēng)或沉郁如老杜，或平淡如張籍，或峭雄如韓愈。?
后期詩作，或直抒胸臆，抒發(fā)詩人被迫隱退的憤懣之情：“萬事付鬼?，恥辱何足論”(《謝公墩》);或托物寄興，表現(xiàn)詩人剛正不阿的稟性，如《孤桐》、《古松》、《梅花》等。而更多的尤為人們所稱頌的則是那些描繪湖光山色的寫景小詩。這些小詩(主要是絕句)，以其獨特的風(fēng)格和寫法被人稱為“王荊公體”②。
其特點：一是意境空靈，如：“月映林塘淡，風(fēng)含笑語涼。俯窺憐綠凈，小立佇幽香。攜幼尋新的'，扶衰坐野航。延緣久未已，歲晚惜流光。”(《歲晚》)又如：“出寫清淺景，歸穿蒼翠陰。平頭均楚制，長耳嗣吳吟，暮嶺已佳色，寒泉仍好音。誰同此真意，倦鳥亦幽尋。”(《山行》)
二是用語精警，如：“春風(fēng)自③綠江南岸”(《泊船瓜洲》)，著一“綠”字，寫活了春風(fēng)，隱隱傳出了江南春來早的訊息，令人賞心悅目;“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書湖陰先生壁二首》其一)，造語新奇，僅14個字便再現(xiàn)了綠水“護田”、青山“排闥”的優(yōu)美景色，且將山水寫得有性有情。
三是饒有畫意，如：“小雨輕風(fēng)落楝花，細紅如雪點平沙。槿籬竹屋江村路，時見宜城賣酒家”(《鐘山晚步》);“水際柴門一半開，小橋分路入蒼苔。背人照影無窮柳，隔屋吹香并是梅”(《金陵即事三首》之一);“落帆江口月黃昏，小店無燈欲閉門。側(cè)出岸沙楓半死，系船應(yīng)有去年痕”(《江寧夾口三首》之三)，根據(jù)這些詩行，畫家無須費力即可作出一幅幅迷人的畫來。詩人這一時期的詩作，較之前期詩作，詩律更嚴謹，語言更精警，但回蕩在前期詩作中的強烈的政治熱情銳退，詩風(fēng)也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表現(xiàn)為或閑澹，或清婉，或雅麗。
王安石的詩以其杰出的藝術(shù)成就為人們所稱道。歐陽修贈詩道：“翰林風(fēng)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④楊萬里形象地說：“讀半山絕句可當(dāng)朝餐。”⑤當(dāng)然，王安石也有一部分詩喜造硬語，押險韻，對后世有過不良影響，但這畢竟是白璧微瑕。?
注釋：
①《列寧全集》第十卷。
②宋·嚴羽：《滄浪詩話·詩體》，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3年版，第59頁。
③最早的南宋龍舒刊《王文公文集》本作“自”，明嘉靖三十九年吉陽何氏撫州覆宋紹興中桐廬詹大和刊《臨川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清繆氏小山房刊本也均作“自”。張元濟影印季振宜舊本《王荊文公詩李雁湖箋注》本作“又”，這或許源于宋洪邁《容齋續(xù)筆》卷八膾炙人口的“詩詞改字”條，系以訛傳訛。
④《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七。
⑤《荊溪集序》。
《唐宋詞簡釋》：王安石
桂枝香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殘陽里，背西風(fēng)、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xù)。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后庭遺曲。
此首為金陵懷古之詞，以筆力峭勁，為東坡所嘆賞。上片寫金陵之景，下片抒懷古之情。“登臨送目”四字，籠照全篇。“正故國”兩句，言時令與天氣。“千里”兩句，言山水之美。“征帆”以下，皆為江天景色。換頭，歷述古今盛衰之感，清空一氣。“門外樓頭”句，用杜牧之“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詩意。“六朝”句，用竇鞏詩意。“商女”句，用牧之《泊秦淮》詩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