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彝尊《游晉祠記》原文,注釋,譯文,賞析
朱彝尊:游晉祠記
朱彝尊
晉祠者，唐叔虞之祠也，在太原縣西南八里。其曰汾東王，曰興安王者，歷代之封號也。祠南向，其西崇山蔽虧;山下有圣母廟，東向。水從堂下出，經祠前。又西南有泉曰難老，合流分注于溝澮之下，溉田千頃，《山海經》所云“懸甕之山，晉水出焉”是也。水下流，會于汾，地卑于祠數丈，《詩》言“彼汾沮洳”是也。圣母廟不知所自始，土人遇歲旱，有禱輒應，故廟特巍奕，而唐叔祠反若居其偏者。隋將王威、高君雅因禱雨晉祠，以圖高祖是也。廟南有臺駘祠，子產所云汾神是也。祠之東有唐太宗晉祠之銘。又東五十步，有宋太平興國碑。環祠古木數本，皆千年物，酈道元謂“水側有涼堂，結飛梁于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是也。自智伯決此水以灌晉陽，而宋太祖、太宗卒用其法定北漢，蓋汾水勢與太原平，而晉水高出汾水之上，決汾之水不足以拔城，惟合二水，而后城可灌也。
歲在丙午，二月，予游天龍之山，道經祠下，息焉。逍遙石橋之上，草香泉冽，灌木森沉，鯈魚群游，鳴鳥不已，故鄉山水之勝，若或睹之，蓋予之為客久矣。自云中歷太原七百里而遙，黃沙從風，眼瞇不辨川谷，桑乾、滹沱，亂水如沸湯。無浮橋、舟楫可渡。馬行深淖，左右不相顧。雁門勾注，坡陀厄隘。向之所謂山水之勝者，適足以增其憂愁怫郁、悲憤無聊之思已焉。既至祠下，乃始欣然樂其樂也。
由唐叔迄今三千年，而臺駘者，金天氏之裔，歷歲更遠。蓋山川清淑之境，匪直游人過而樂之，雖神靈窟宅，亦馮依焉而不去，豈非理有固然者歟!為之記，不獨志來游之歲月，且以為后之游者告也。
晉祠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的懸甕山麓，是古代唐國的所在地，晉水即發源于此。西周初年，周成王滅唐，將其地封弟姬虞。其子燮繼位，因晉水而改國號為晉。后人建祠堂祭祀晉國始祖唐叔虞，遂稱晉祠。晉祠不僅是古跡薈萃的地方，而且山水佳麗，故有晉中第一勝地之稱，李白就有“晉祠流水如碧玉”的詩句。朱彝尊于康熙四年(1665)來到這里，遂寫下了這篇頗有特色的游記。
第一段記述晉祠的地理環境，同時備載古跡名勝，歷史掌故。三晉歷來是兵家爭戰之地，故作者來游晉祠，首先想到的是曾經在這里演出過的一幕幕歷史畫面：春秋末的智伯為了攻打趙襄子，決晉水灌晉陽，后因傲慢輕敵而為韓、趙、魏三家所滅;唐高祖李淵曾在這里識破了隋將王威和高君雅謀害自己的陰謀，乃起兵反隋;宋太祖親征北漢，也曾壅塞汾水、晉水灌城。歷代在這里建立了不少祠廟，如始于唐代的臺駘祠，建于北宋天圣年間的圣母廟，所以作者游歷晉祠，首先想到的是前代的遺跡，故第一段在介紹地理時大量穿插了古代事跡，體現了作者淵博的歷史知識。在記述地理時又寓考證于敘述，如引《山海經·北山經》和《詩經·魏風·汾沮洳》中的話來說明晉水的發源與流向，言之鑿鑿，整個第一段中很少描寫性的語句。即使寫晉祠周圍的古木，也還是用了酈道元《水經注·晉水》中的話：“水側有涼堂，結飛梁于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表現出一種嚴密的考據家的態度。后來桐城派文人主張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合一，在這里已開風氣之先。
如果說第一段是對晉祠歷史性的粗線條的介紹，那么第二段就是現實的個人感觸，作者并沒有用許多筆墨去寫晉祠的風光，只是說：“逍遙石橋之上，草香泉冽，灌木森沉，儵魚群游，鳴鳥不已。”但卻用了相當大的篇幅去寫入晉以來的道途艱險和憂愁怫郁之情，以此與晉祠的風光明艷，自己樂而忘返的情懷構成鮮明對照。這種反襯的手法正如金圣嘆評《水滸》所謂的“背面鋪粉法”，朱彝尊這里意在贊美晉祠，卻宕開筆去寫塞上風沙襲人，關山厄隘，從而烘托出晉祠的風光宜人。“既至祠下，乃始欣然樂其樂”一句如勒馬回韁，收回到主題上來，前人所謂“一句拍合”，正是指此種筆法。
作者由晉祠的山水憶及家鄉景物。朱彝尊是浙江秀水(今嘉興)人，嘉興地處江南水鄉，明麗的南湖，幽僻的蘇小小墓，令人留戀的橫塘，都是常令他魂牽夢縈的地方，如他著名的《鴛鴦湖棹歌》一百首，就是他客游異地時追憶家鄉風物之作。因而當他目睹晉祠秀美的風景名勝時便嘆道：“故鄉山水之勝，若或睹之，蓋予之為客久矣。”一方面將晉祠比作江南，極言其山水之美;一方面也將自己離鄉背井、憂患苦悶的心情道出。“蓋予之為客久矣”一句，包含著無限感慨。朱彝尊于康熙元年(1662)因參加山陰反清活動，失敗后避難永嘉(今浙江溫州)。兩年后因父親病危返里，旋即有山西之行，先依山西按察副使曹溶，后又數易其主。故他的西北之行，本身就有避身遠禍的意味，再加飽受旅途勞頓、風霜侵襲，心中郁悶之情自不待言，因而本文中可謂的“憂愁怫郁、悲憤無聊之思”顯然寓有自己的身世之感與家國之恨。
最后一段說山水之美。認為“山川清淑之境，匪直游過而樂之，雖神靈窟宅，亦憑依而不去。”晉祠不僅令游人怡樂，而且使神靈樂居，試圖由此說明自古以來晉祠為何被人神偏愛的原因。“豈非理有固然者歟”一句，道出了作者對自然、人生和歷史的看法。至此，文章從記山水、述游蹤，上升到了義理的闡發。將義理、考據、文章三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了。而這正是作者為文的特點。他在《與李武曾論文書》中說：“稽之六經以正其源，考之史傳以正其事，本之性命之理，俾不惑于百家二氏之說以正其學，如是而文猶不工，有是理哉?”可見他對考據與義理二者是同樣重視的，本文便可視為他這種理論的一次具體實踐。或許，這就是為何本文往往被選家所重的原因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