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泰國文學是怎樣的

以詩歌和戲劇（泰國的戲劇也是詩劇）為主體的泰國古代文學，自泰可泰王朝的蘭甘亨碑文算起，經過500多年曲曲折折的發展，到了曼谷王朝二世王、三世王時期，已經達到了頂點，之后便走了下坡路。

新文學取代舊文學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作為文學根基的社會生活本身已經發生了變化。

泰國的新文學從19世紀末（五世王時期）孕育到20世紀20年代末（七世王時期）誕生，其間用去大約40余年的時間。

新文學取代舊文學的過程就是古代文學向現代文學過渡的過程，這一過渡時期的文學便是近代文學。舊中有新，新中有舊；有的被繼承，有的被揚棄；文學形態的過渡性、思想內容的復雜多樣性是泰國近代文學的基本特征。

在泰國，文學研究界從未將近代文學作為一個階段劃分出來，而只將它包容在現代文學之中。然而考慮到近代文學既不同于古代又有別于現代文學的特征，應該將其作為一個階段進行研究，這不但對于揭示這一時期文學發展所受的影響和形成的某些規律有意義，而且對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的研究也是有意義的，因為泰國現代文學的某些特點在近代文學就能找到其“遺傳基因”。

西方殖民者的東來和泰國社會的變遷

19世紀，西方殖民者大批東來。為了資本的利益，他們需要穩定的原料來源和商品市場；為了便于掠奪，他們要征服東方，把亞洲這塊曾經有過燦爛的古代文明的大陸一一變為他們的殖民地。于是商人、傳教士成了先鋒，外交官則接踵而至，但作為后盾的永遠是裝上了蒸汽機的炮艦、裝備了新式武器的軍隊。印度已經成為英國的殖民地，被西班牙統治了400年的菲律賓正準備換成美國的星條旗，爪哇等南太平洋諸島變成了荷屬東印度，東南亞成了英法兩國盤中的肥肉，中國在鴉片戰爭中一敗涂地，正在忙于割地賠款。

早在1824年英國人已對泰國的鄰國緬甸發動了第一次殖民戰爭。為了誘使泰國落入圈套，英國人許諾將把緬甸的某些領土“讓給”泰國，以換取它在泰國的“貿易自由權”。第一次英緬戰爭以緬甸割地賠款而告終。英國人的“敲山震虎”不能不引起泰國王室的極大驚慌。1826年，在武力威脅下，泰國政府不得不與英國外交官伯尼大尉簽訂條約，這就是俗稱的“伯尼條約”。雖然泰國政府在條約中還有保留，不同意將鴉片輸入泰國，皇家壟斷的大米等商品英國商人一時還無法染指，但事實上泰國的大門已被打開，英國商人的“貿易自由權”已經到手。

1855年4月英國駐香港總督鮑林（John Bowring，1792-1872）乘坐炮艦，開進湄南河口，為他“護航”的就是打贏了鴉片戰爭的“格雷欣”號。他們以武力相威脅，在曼谷于4月18日簽訂了不平等的“英暹條約”（那時的泰國尚稱暹羅）。條約的重要內容為：①英國人在暹羅有居住自由和貿易自由權；②英國在暹羅享有領事裁判權；③英貨的輸入不受限制，規定其進口稅率不超過3%；④允許英國軍艦進入湄南河口，在北欖要塞停泊。第二年春又簽訂12條特別協定作為該條約的補充，其中一條為允許英國人從歐洲和亞洲的任何地區進入暹羅。此后相繼效尤的有美國（1856年）、法國、丹麥和意大利（1858年）、葡萄牙（1859年）、荷蘭（1860年）等13個國家紛紛與暹羅簽訂不平等條約，內容大同小異。這些不平等條約甚至規定向暹羅輸入鴉片不但是合法的，而且是免稅的。泰國的獨立和主權已經被洋人拿走了很大一部分。

五世王時期，泰國的獨立受到更大的威脅，不得不把領土多次割讓給英國和法國。泰國之所以沒有成為殖民地，還保持著形式上的獨立，并不是西方殖民者發了善心，也不是他們沒有吞并泰國的能力。就是和泰國人簽訂通商條約的那個英國大尉伯尼就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暹羅在同像英國這樣一個海上強國的關系中是極其脆弱的。只要（我們）同馬來人一起使一點兒勁，就可以割取下暹羅……從典那沙冷出動的軍隊可以通過任何山隘進入暹羅的心臟……只要兩個英國軍官，率領一支運輸車隊和一艘裝載步兵團的輪船，就能夠突襲首都。”〔英〕伯尼：《伯尼書稿》第五卷，第一分冊，第31～32頁。這當然是殖民者驕橫的大話，但當時的泰國遠不是英國的對手也是實情。

其實，英法兩國各自都想獨霸東南亞，但是另一方也絕不會允許對方獨占。在鎮壓殖民地人民反抗的問題上他們是聯合的、一致的，但在各自的利益上他們又時時提防著對方，矛盾相當尖銳，為了避免因利益沖突而翻臉，劃分一下東南亞的勢力范圍是必要的。1889年英國外交大臣索爾茲貝萊勛爵曾說：“法國大使今天找我，提出讓暹羅中立化的建議……他們想達成一個協議，使大不列顛領土和法國在印度支那半島的領土之間有一個固定屏障。這種協議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它可以防止兩國之間倘不如此就可能發生的那些麻煩。”〔英〕諾曼：《遠東的民族和政治》，第470頁。經過多次的討價還價，1896年1月15日，英法簽訂了一個“協議”，規定湄公河以東地區屬法國，緬甸和馬來亞屬英國。規定雙方應保障暹羅的“獨立”，“并不得在該國謀求獨占的地位”。時間過去8年，為了再次協調兩國的殖民利益，1904年4月8日英法又在倫敦訂立“協約”，協約的第三部分規定了以湄南河為界，暹羅的西部為英國的勢力范圍，東部為法國的勢力范圍。這是又一次瓜分泰國的強盜之間的“君子協定”，它們要把泰國作為一個矛盾的緩沖國，又是利益均沾、不可獨占的一塊肥肉，總之一句話，保持泰國的半獨立對它們有利。

面對生存和獨立所受到的威脅，泰國有一個向何處去的問題。

看到鄰國緬甸的例子，又親身感受了列強的蠻橫無理，三世王已預感到自己的國家是下一個被宰割的目標，晚年的三世王已把列強當作心腹大患。

四世王是一位學識淵博、眼界開闊的人，又懂英文，在守舊與維新兩條出路中，他選擇了后者。四世王主張仿效歐洲，向西方開放，對政治、經濟和軍事都進行了改革。比如在政府機構內雇用外籍官員；在商業上取消封建壟斷制，取消了大米出口的禁令和食糖收購的壟斷；創立新式陸軍。他一輩子做著富國強兵的夢，但恰恰在他執政期間，泰國卻淪為半殖民地。1867年四世王在寫給暹羅駐法使節披耶素里旺·瓦耶瓦達那的信中說：“像我們這樣一個不大的國家，兩三面都被列強包圍，有什么辦法呢？假如說，我們在國內發現了金礦，使我們有幾百萬斤金子，足夠買幾百艘軍艦。但是即使有金子我們也不能抵擋他們，因為我們必須向他們購買這些軍艦和裝備，目前我們不能自己制造這些東西。即使我們有足夠購買這些東西的錢，這些國家一了解我們武裝起來是為了反對他們，他們就隨時可以停止出售。我們現在唯一有的而將來也可以使用的武器，是我們的一張嘴和我們充滿健全思想與智慧的一顆心，只有這些東西能保護我們。”四世王顯然已從事實的教育中明白落后一定挨打的常理，但是他對列強統治世界的“公理”和“正義”還存有幻想。

五世王幼年在宮廷里就學了英文，接受西方教育，因此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思想和社會制度不能不對他產生影響。他登基時年僅15歲，由昭披耶西素里雅翁（創·本納）代為攝政五年。這期間他游歷了新加坡、爪哇和印度。執政以后在政治和經濟上進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如改革國家管理機構，設立10個部，成為泰國近代行政制度的雛形；抑制封建割據，整頓財政，修筑鐵路，興辦教育，改革法律，廢除奴隸制度等，加速了暹羅實現近代化國家的進程。在封建帝王之中，應該說他是個目光遠大、勵精圖治的人。他一生廣交西方朋友，周旋于英法之間，希圖擺脫民族的厄運，但英法也沒饒過他：1893年被迫簽訂《法暹曼谷條約》，割讓湄公河左岸領土及河中若干小島給法國。1909年3月又訂新約，即《英暹曼谷條約》。

東方各國的近代化是以殖民地化作為代價的，泰國也不例外。和西方不同，泰國的近代化不是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的自然發展，而是被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西方世界需要泰國扮演的不是經濟上的競爭對手，而是被剝削、被榨取的對象，是他們的原料產地和產品的銷售市場，所以泰國建立起來的工業也不過是原料初級加工工業，而原料和制成品之間又是不等價交換的。另外，主權的部分喪失，殖民者治外法權的獲取，又使殖民者變成了主子，泰國人變成了二等公民。

對東方各國說來，近代化的過程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但是事情也有另外一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于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畢竟是一個巨大的社會進步，它的入侵破壞了泰國原有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生產與市場發生了更多的聯系，這就使商品生產和流通擴大，如1875年泰國僅出口大米23.3萬噸，到了1893年就出口了77.6萬噸。土地進一步商品化，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大地主手里。破產的農民變成了雇傭勞動者，為他們進入城市成為無產階級準備了條件。碾米、制糖等初級加工工業的誕生又使泰國出現了產業工人和華人民族資本家。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形成和發展，破壞了泰國原有的封建生產關系，四世王、特別是五世王的改革不但反映了這種新的生產關系的出現，又加速了它的發展。到20世紀初，暹羅已經成了一個半封建、半資本主義、半殖民地的國家。

西方文化的入侵和泰國文化的退守：五世王時期的文學

西方文化對泰國的滲透和入侵早在曼谷王朝三世王時期即已開始，其先鋒便是一些傳教士，他們起了軍隊和炮艦起不到的作用。

據歷史記載，法國天主教傳教士巴勒格瓦于1828年到了泰國，他在泰國全國開設了七所基督教堂和四所小禮拜堂，設立了一個圣經講習班，在這個班里受訓的學員有30名本地居民。他還辦了四所天主教修道院和幾所教會學校，把上帝送給了泰國人，短短幾年入基督教的暹羅人和老撾人就達8000人。

耶穌教的新教傳教士也不甘落后，現僅舉一例：也是在1828年，傳教士居茨拉夫由普魯士來到曼谷，他挨家挨戶傳經布道，散發材料，積極活動，引起了泰國政府的警惕。只是由于有勢力人物英國商人亨特的庇護，他才免于被逐。在曼谷，他把《新約》譯成泰文，在新加坡出版。1929年他曾前往新加坡。1830年回到暹羅，從事《圣經》的老撾文和柬埔寨文的翻譯。居茨拉夫還請來了美國浸禮教徒于19世紀30年代在暹羅創立了傳教士團。1840年長老會信徒開辦了傳教士團。1850年第三個新教傳教士團也出現了。

傳教士的大肆活動已威脅到泰國的安全和穩定，1848年三世王不得不下令取締全國所有的基督教堂、小禮拜堂和修道院，但是，這道命令卻沒能付諸實施。

傳教士們自己也承認，他們向暹羅人腦子里灌輸的是這樣一種思想：“暹羅人民注定永遠落后，如果他們不改信基督教，不接受基督教國家保護的話。”參看阿拉巴斯特《法輪》，第24頁。可見傳教不過是一種手段，為殖民統治開路才是真正目的。法國人在這方面更有“創造性”，除了傳教士、外交官之外，他們還組織了考察隊，打著科學、文化考察的旗號，實際上是為法國的擴張，為打開印支與中國的軍事通道做了準備。

但是，說西方的傳教士一點功勞也沒有也是不實事求是的。像自然界的鳥兒一樣，為了自身的溫飽和發展，它們啄食了自然界的果實，種子卻從糞便中排出，在異地長出了新的植物，它們充當了播種者和傳播者，雖然這并不是他們當初的本意。西方傳教士辦教會學校、印《圣經》、出報紙雜志，客觀上也送來了西方文化。

四世王在登基之前出家之時就從傳教士那里學通了英語，他執政之后在宮廷里又請了傳教士的夫人做太子的老師。四世王和五世王之所以能在執政期間進行一系列改革，國際環境的逼迫、留學生的勸諫和壓力是主要的，但也和他們對外界比較了解、思想比較開明不無關系，也可以說，他們從西方式的教育中獲益匪淺。執政以后，大力興辦教育，是五世王改革的重要一環。

泰國的古代并非沒有教育，但是卻沒有學校。寺院就是學校，有學問的和尚就是老師。孩子想學一點讀寫知識，就要去當廟童。教材也是隨心所欲、因人而異的。大城王朝時期出現的一個課本《金達瑪尼》，一用就是幾百年，而且這其中也沒有一點自然科學知識。那時候所謂“有學問”，就是能看、能誦、能講佛經。能讀巴利文的和尚已經是大學者。至于詩詞歌賦等作品那就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而幾乎成了宮廷的專利。這種教育、這種學問和物質生產幾乎是沒多大聯系的，所以老百姓也基本不識字。

五世王所建立的是以西方為樣板的新式學校，他對教育十分重視。曾說：“自古代起，人們即已十分尊重和推崇書本知識，認為它是至高無上的，上至帝王偉人，下至平民百姓都應該而且必須知曉，因為學會和牢記這些知識，可以促使諸事成功，可以使人迅速聰明起來……此刻書本知識正是急需之時……因此，朕決定在全國舉辦教育，以使國家迅速昌盛。”帕尊拉宗告：《1884年5月12日在皇家玫瑰園學校學生領受御獎時的御旨》，《帕尊拉宗告圣諭（1874～1910）》，曼谷：索噴皮吞拉達納寬印刷所，1915，第35頁。

當時的泰國，舊有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已經遭到破壞，新的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已經十分普遍，近代工業生產已在泰國出現，現實社會所需要的是具有近代科學知識的人才，五世王所說的“此刻書本知識正是急需之時”倒是一語中的。西方傳教士所辦的教會學校不計，泰國人自己于1877年辦的第一所學校是皇宮學校，皇家文牘廳副廳長被任命為校長，學生是王子、王親、貴族高官的子弟。教學也與古代不同，有了教室和固定的課程。后來五世王又命令在王宮建立教授英文的學校，以便皇家子弟在學習泰文之后能再學英文，日后可以從事涉外工作。1881年在王宮的玫瑰園里又建立一所學校叫“近衛軍學校”，或者叫作“玫瑰園皇宮學校”，隸屬于近衛軍廳。最初的宗旨是培養軍事人才，但后來五世王命令擴大培養范圍，把它變成了官員學校。1884年以后，五世王又敕令在首都和外埠的各個寺廟里建立平民學校。第一所平民學校是“瑪寒帕蘭寺院學校”。當教育擴展開來以后，學校事務從近衛軍廳分出來，建立了教育廳，職責是掌管平民學校事物。1912年教育廳又改為教育部，從那時起泰國的教育才真正擴展到民間。

由于泰國的新式教育是取法西方的，也就不能不大量引進西方文化、近代科學，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道德觀念和價值觀念的傳播也就不會僅僅局限在課堂之中，而英語教育的出現和發展以及留學生的派遣，更為泰國在思想、文化的變革加快了進程。

四世王、五世王都倡導向西方學習。從傳教士那里學英文當時已很普遍，這就使派遣留學生成為可能。四世王時期選派了皇親三人去歐洲，斗·本納、素猜·本納去英國，品·本納去法國，這三人歸國后都在五世王時期做了高官。五世王比四世王更加提倡學習英文，他還挑選了王公貴族和官吏20人到國外留學，第一批2人去英國，第二批10人，大部分去的英國，在專科學校和一些有名的大學如牛津大學、劍橋大學、愛丁堡大學和曼徹斯特大學學習。第一、二批皇家留學生畢業后，五世王很滿意，于是把王子也派了出去。此后王子的年齡一到，都會送到國外留學，這似乎成了傳統，后來的六世王、七世王、八世王，直到現在的九世王沒有一個人是沒有留過學的。五世王時期為鼓勵留學，還設立了皇家獎學金，每年舉行考試，以便選拔優秀人才。自那以后獲得皇家獎學金的和自費的留學生數量逐年增大。他們歸國之后身居高位，有的則成了翻譯家和作家，成了泰國與西方之間關系的橋梁。

印刷業和報業也發展起來。19世紀以前，泰國沒有印刷業。書籍的傳播靠的是手抄本。泰文印刷機和鉛字是在1816年在緬甸出現的，發明者是安·加德森（Ann Judson）和印刷匠豪（Hough），后來于1826年永久安裝在印度加爾各答白迪斯特教會印刷廠里。1818年這架印刷機印刷了詹姆斯·婁（Jams Low）上尉的語法參考書，以后一個名叫羅伯特·本（Robert Burn）的傳教士和托姆森買了這架印刷機安裝在新加坡，承印泰文書籍。一個傳教士團從倫敦傳教士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那里又把它買來，給了丹·比奇·伯拉雷（Dan Beech Bradley），于1835年運來曼谷，并于1836年開始啟用。

三世王帕難格勞國王在位期間印刷業還不發達，大部分印刷的是傳教士的基督教教義。此時帕宗格勞還在出家，他看到印刷書籍的用處，便讓人把印刷機安裝在寶文尼維威翰寺院里，這算是泰國第一座印刷廠，印刷的大部分是佛教書籍。在四世王帕宗格勞在位期間印刷業有了很大發展，皇宮建立了印刷廠，稱作“皇家印刷所”，或稱“鉛印印刷所”。1858年第一次開始印刷國家文件。此外泰國人、中國人、日本人和歐洲人的私人印刷廠也相繼出現。

四世王在位期間泰國已有消遣性文藝書籍印刷出售。伯拉雷印刷所出版了泰國的書和從中文翻譯的書，如《三國》，大家十分愛讀。在五世王帕尊拉宗格勞在位期間，印制消遣性文藝書籍的大印刷所有兩個，一個是在邦鑾河的伯拉雷印刷所，印制散文書籍，一個是史密斯印刷所（Samuel John Smith）出版詩歌。以后才有其他印刷所，比如在市場河口的乃貼印刷所印制中國書，在瓦皋珊噴、沙盤含一帶印刷帝王將相的書，等等。F.希雷爾：《暹羅泰文書籍的印刷》，《泰國印刷書籍的第一步》，曼谷：泰帕尼差雅干出版社，1965，第18頁。

由于印刷業的建立和工業化的生產，加之社會生活的變化和五世王時期識字人數的增加，人們對知識和書籍的渴求旺盛起來。據統計，1868～1910年五世王在位期間出版的泰文報刊就達54種之多，其中報紙14種，周刊雜志14種（包括英文雜志6種），半月刊雜志7種，月刊雜志19種。國家研究院：《暹羅期刊目錄》，曼谷：國家研究院，1929，第1～4頁。

從上面的敘述中我們不難看出，西方文化自五世王時期始通過各種渠道洶涌而至，這種資本主義文化對泰國人說來其資質和色彩都是全新的，泰國的古老文化是難于抵擋其鋒芒的。反映在文學上是泰國古代文學的影響逐漸縮小，隨之而來的是翻譯的興盛，西方文學地盤的逐步增大。

五世王前期，文學變化不大，讀者最喜愛的作品有兩類，一類是從中文翻譯過來的中國歷史演義故事，另一類是故事詩，被稱為娛樂性故事或“加加翁翁”故事。

中國歷史演義故事傳入泰國，受到泰國人的喜愛，從王公、高官到普通老百姓，各個階層的人都從這類文學作品中得到了極大的樂趣。在印刷還不普及的時代，人們讀的是從原文翻譯過來的手抄本，后來印刷業發展起來，便把它印成書來銷售。中國歷史演義故事熱一直持續到六世王時代。有些故事過去曾印刷成書，但已脫銷，有些故事是新譯的，也有些故事是泰國作家模仿中國歷史故事自己創作的。

“加加翁翁”故事是長篇敘事詩故事，從古代起人們就喜歡讀，喜歡聽，它的特點是故事的主人公的名字常有“加”或“翁”的字樣，如：加告、拉沙納翁、素婉娜翁莎、帕文翁、帕素立翁等。有些這類故事主角的名字中沒有“加”或“翁”的字，但有表明高尚的字眼作為替代，諸如：素婉娜宏、桑通、帕瑪尼皮才、帕平沙萬、素婉娜賢、杜卡塔佩、皮昆通等。情節則不外乎戰斗與愛情。男主人公常是俊美的王子，長大之后到別的國家學藝學武，學成之后歸國途中定會在森林或險境中跋涉，他會遇到諸如猛獸、妖怪、魔鬼等各種障礙和危險。在戰斗中男主人公將有機會表現其勇猛、頑強，最后取得勝利，其間必有法術符咒等超越自然的東西出現。男主人公又一定會遇到德、才、貌兼備的少女，故事總是以男女主人公的幸福結合為其結局的。

“加加翁翁”故事情節大部分是雷同的，有的也只是改換一下人物的姓名和某些事情，但還是受到了讀者的長期喜愛。有些書中人物的名字有所不同，但情節并無差異，如：帕喜紹、帕卡維等，但數量很少。有關普提薩的內容有人也喜歡把它編成詩歌，供人賞讀，因為也是“加加翁翁”一類的有關帝王將相的故事，如帕沙姆扣冬、帕普里塔和帕納宛等。

此外，在同一時代還有其他消遣性的詩歌故事，但作者寫作的目的與“加加翁翁”之類的尋求興味的故事不同，比如從外文翻譯過來的古代故事，如《暖突故事》、《十二角》（伊朗國王故事），寫作的目的是表明某種見解、給人以啟示的。取材于中國歷史故事的笑話，如《封神榜詩歌》和《應鼎鶴》是為了取樂的。帕尊拉宗告的作品《天王之族》是模仿“加加翁翁”之類的故事和那個時代其他人作品的戲作。

在五世王時期這類消遣性讀物的手抄本很盛行，大家互相傳閱，一直到六世王。當印刷技術推廣以后有人把它印出來，以每冊大約15～25士丁的價格出售。印刷“加加翁翁”之類故事的印刷廠從五世王到六世王期間有許多，比如邦口連地區的施密特教員印刷廠、河岸巴友郎沙瓦地方的曼谷巴西提干空巴尼離米戴印刷廠、邦鑾河口蘇南塔來學校前面的乃貼印刷廠、曼谷邦蘭浦朗乃信印刷廠、拉則棱（島寺）印刷廠等。每個印刷廠競相出售書籍，千方百計招徠顧客，比如拉則棱印刷廠寫了一首招攬顧客買書的詩，是這樣的：

顧客先生請知道，二十五士丁價錢不算高。書店本名叫瓦高，請您到此來瞧瞧。買到書后您便知，故事奇特剛印好。讀后轉憂為喜趣味妙，您讀此書生財會有道，一切順利無憂無慮了。《卜巴告占巴通》，插頁，曼谷：拉則棱印刷所，1924。

從這則廣告中人們也可以看出，這類作品在當時銷路是不錯的。

但是，到了五世王帕尊拉宗格勞的末期，泰國文作品發生了從詩歌到散文，從喜愛中國歷史故事和“加加翁翁”之類故事到喜歡西方翻譯文學作品和新創作的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的轉變。西方式的文藝類散文登在發行很普遍的報紙上。開始登些故事、傳奇或賞玩文章，后來就登了從西方文字翻譯過來的作品。最初是短篇小說，后來是翻譯長篇小說，最后出現了以西方文學為榜樣而創作的泰國長篇小說。在五世王時代登載散文文學作品的報紙和雜志有《都諾瓦》《瓦奇拉奄維塞》《瓦奇拉奄》《臘維特亞》《特洛維特亞》和《特威班亞》。此外還有一些翻譯小說印刷成冊出售，如1900年邁宛（披耶素林特拉察）翻譯的《仇敵》等。

1900年6月，昭披耶塔瑪沙門德里（沙難哈沙丁·納阿育他亞）在《臘維特亞》雜志創刊號的《前言》中所說的話是這一變化的明證：

……我們幾乎可以這樣說，“加加翁翁”之類的長詩故事已經是無人問津的東西了。在我們看來，如果把這種故事寫成詩大多是索然無味的。能寫成詩的故事也只是讀其詩，而不是想讀它的內容，因為這些故事剛讀它的頭，就幾乎已經知道了它的尾：一個年輕人殺死了妖怪，然后娶妖女為妻，后又娶一妻，生一子長大以后殺死妖怪，又像父親一樣娶妖女為妻，如此這般不一而足。我自己也喜歡這些長詩。雖然如此，但事實總是個見證，現在已經無人對上述長詩加以注意了……

從以詩歌為主到以散文為主，這是泰國文學一次革命性的劇變。單一的詩歌體裁而對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它已無法承載，已顯得蒼白無力。文學要跨入近代，散文文學必須有一個大發展。“加加翁翁”之類的長詩故事的無人問津，歸根結底是時代變化了，人的思想變了，欣賞趣味必然隨之改變。讀者經過比較，必然較多地選擇西方文學，因為它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具有新鮮感，都與變化了的生活更貼近。反過來，西方文學作品又影響了人們的思想，也培養了讀者的口味。讀者的選擇其實就是時代的選擇，一個文學的新時代已經開始孕育了。

泰國近代文學的基本形態和泰國近代文學的特征

上述兩節已較詳細地論述了泰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上的變化。顯而易見，近代泰國已不是古代的泰國，也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的近代。西方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絕大多數都經歷了小生產者的自發分化而產生資本主義經濟。在發展進程中又用較為徹底的革命方式摧毀了封建制度，掃清了發展障礙，而大機器工業的發展又鞏固了資本主義的統治地位。東方的近代社會則是“西方的戰神強奸了東方文明的公主而生下來的私生子”（瞿秋白語），它沒有經歷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卻被強迫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造成了一種過渡的半封建、半資本主義、半殖民地的特殊形態。泰國社會及其文化與資本主義近代社會比較，筆者認為它有三大特征：

一是它的過渡性，也就是它的不穩定性。在這一過渡時期中經濟、政治、文化包括文學上的新與舊的斗爭和交替，雖然從總趨勢上說是不可調和和不可逆轉的，但是新舊并存，甚至新中有舊、舊中有新這種復雜交織的局面卻是這一過渡形式的基本特征，文學上也是如此。

二是發育上的不完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文學都是如此。這里有兩大原因，一個是東方各國包括泰國在近代發展的滯后，與西方國家在經濟和社會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差異。經濟基礎的落后，必然反映在上層建筑上，在短時間內它們無法達到西方各國的發展水平；另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變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東方各國在政治上受壓迫，在經濟受盤剝，沒有哪一個殖民者樂于看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宗主國并駕齊驅。在政治上他們絕不會給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以宗主國擁有的資產階級民主；在經濟上則造成了便于他們榨取的畸形發展，在文學上的表現則是不成熟與不完備。

三是社會革命的不徹底性。西方列強對泰國的壓迫和掠奪導致了民族獨立問題的尖銳，但當英法轉而把泰國作為緩沖國而奉行維持泰國表面上的獨立的政策以后，這個矛盾又趨向緩和。帝國主義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勾結封建主義。封建官僚攫掠財富發展為官僚資本。他們沆瀣一氣，成為泰國人民的壓迫者。在艱難困苦中發展起來的民族資本，在“性格”上具有軟弱性和兩面性，所以他們領導的“維新”“革命”都不是徹底的，最終都以妥協、調和而告終，這就導致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混沌不清。而它首先表現在文學上，是取法西方文學的不當，造成了泰國消遣文學的畸形發展，形成了近代文學的大宗。而消遣文學中愛情小說和家庭生活小說又是主流，與民族和人民息息相關的旗幟鮮明的文學作品不但發育很遲，數量也很少。其次是缺乏理論上的研究和指導，對古代文學所做的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工作也不多。另外，社會革命的不徹底也導致了文學思想內容上的膚淺。反封建的作品也只停留在對民主、自由、平等的向往和對婚姻自主等個性解放的追求上，在泰國近代文學史上，還沒有產生徹底反封建的力作。

總之，泰國的近代文學是泰國古代文學的延續和發展，但它不是直接的延續和發展，而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的沖擊下，借鑒西方文學，變外來為內在，才進入近代文學領域的。

但是，新文學取代舊文學是一場曲折復雜的斗爭。新文學形成的過程就是對外來的營養吸收消化的過程，也可以說是西方文學形式泰國民族化的過程，這是一個復雜漸進的過程。了解了這些特點，也就從總體上把握了泰國的近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