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戰國兵法·鹖冠子》原文鑒賞
《古代兵法散文·戰國兵法·鹖冠子》原文鑒賞
[原文] (節選)
近 迭
龐子問鹖冠子曰：“圣人之道何先?”鹖冠子曰：“先人。”龐子曰：“人道何先?”鹖冠子曰：“先兵。”龐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鹖冠子曰：“天高而難知。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法天則戾。地廣大深厚多利而鮮威，法地則辱。時舉錯代更無一，法時則貳。三者不可以立化樹俗，故圣人弗法。”龐子曰：“陰陽何苦?”鹖冠子曰：“神靈威明與天合，勾萌動作與地俱，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圣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贏。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龐子曰：“先兵奈何?”鹖冠子曰：“兵者，禮義忠信也。”龐子曰：“愿聞兵義”。鹖冠子曰：“夫道，故敢以賤逆貴;不義，故敢以小侵大。”龐子曰：“用之奈何?”鹖冠子曰：“行枉則禁，反正則舍。是故不殺降人。主道所高、莫貴約束。得地失信，圣王弗據; 倍言負約，各將有故。”
龐子曰：“弟子聞之曰，地大者國實，民眾者兵強，兵強者先得意于天下。今以所見合所不見，蓋殆不然。今大國之兵反詘而辭窮，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鹖冠子曰： ……夫地大國富民眾兵強曰足。士有余力而不能以先得志于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不賢，則不能無為而不可與致焉。驕則輕敵，輕敵則與所私謀其所不知為，使非其任，力欲取勝于非其敵，不計終身之患，樂須臾之說。是故國君被過聽之謗丑于天下，而謀臣負濫首之責于敵國。敵國乃責則卻，卻則說者羞其弱，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國被伸創，其發則戰，戰則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臣之失策也。過生于上，罪死于下;仇既外結，諸侯畜其罪，則危覆社稷。世立懾懼，寒心孤立。不伐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郵過，謀徒計易，濫首不足蓋以累重，滅門殘(疾)族。公謝天下以讓敵國，不然，則戰道不絕，國創不息。大乎哉，夫弗知之害; 悲乎哉，其禍之所極。此倚貴離道，少人自有之咎也。是故師未發軔而兵可迭也。……”
兵 政
龐子問鶡冠子曰：“用兵之法，天之，地之，人之，賞以勸戰，罰以必眾。五者巳圖; 然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故何也?”
鹖冠子曰：“物有生，故金木水火，未用而相制……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不達物生者也。若達物生者，五尚一也耳。”
龐子曰：“以五為一，奈何?”
鹖冠子曰：“天不能以早為晚，地不能以高為下，人不能以男為女，賞不能勸不勝任，罰不能必不可。”
龐子曰：“取功奈何?”
鹖冠子曰：“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因物之然、而窮達存焉。之二也，在權在埶。在權，故生財有過富;在埶，故用兵有過勝。財之生也，力之于地，順之于天;兵之勝也，順之于道，合之于人。其弗知者，以逆為順，以患為利。以逆為順，故其財貧; 以患為利，故其兵禽。”
[鑒賞]
《鹖冠子》一書，今本共19篇，而《漢書·藝文志》著錄于道家，只1篇;又《漢志》兵權謀家著錄《龐媛三篇》，而省《鹖冠子》。據今本19篇考之，開篇說“龐子問鹖冠子”的，共5篇，說“悼襄王問龐子”的1篇，說“武靈王問龐煥”的1篇。故此有學者認為，今本《鹖冠子》當是先秦古籍《鹖冠子》和《龐媛》的合集，而篇第的分合與內容的增益，或有后人插手。古今疑其偽者，證據尚嫌不足。
鹖冠子，是隱士之名。班固說他是楚人，居深山，喜以鹖鳥羽為冠，故名鹖冠子，龐煖，是鶡冠子弟子，曾為趙將，悼襄王時率軍破燕。在書中二人都稱“子”，說明記錄這些言論的，是他們的后學，而且可能不是成于一人之手。
《鹖冠子》一書的體例也以兵家問答形式，其思想體系，宋陸佃曾有評說：“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在諸子百家中無“家”可歸，可見其內容的駁雜。不過，通觀全書，我們還是可以說，《鹖冠子》的主要內容是黃老學派和兵陰陽家言論。《漢志》就把《龐煖三篇》列入兵權謀家。
本書收入的《近迭》和《兵政》2篇，較好的代表了《鹖冠子》一書的軍事觀點。
一、《近迭》作為兵家言，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旗幟鮮明地把注重軍事擺在第一位。
開篇龐子問鹖冠子說：“圣人之道，把什么放在首位?”鹖冠子說：“把人事放在首位。”龐子說：“注重人事，又該把什么放在首位?”鹖冠子說：“把武備放在首位。”龐子說：“為什么放棄天道而把人道放在首位呢?”鹖冠子說：“天道過于高遠而難于了解。即使有福運，也不能祈求;即使有禍殃，也不能回避。效法地，就會變得卑辱。時運的來去更替并沒有什么軌跡可尋，效法時運，就會無所適從。天、地、時這三者都不可以用來建立好的教化，培植好的風俗，所以圣人不效法它們。”龐子說：“效法陰陽又怎么樣?”鹖冠子說：“神明威靈與天道相合，草木生長與地道同行，陰陽寒暑與四時一起來到。這三者，有圣人在就有條理，圣人不在了就出現了紊亂，所以還是要把人事放在首位。富足，會變得驕奢;顯貴，會變得自滿。驕著自滿，會招致失敗。所以人事是最重要的。兵備武力，寧可百年不使用一次，卻不可一日忘記。所以，講人事就要把武備放在首位。”這種強調圣人之道，以“人道”(人的作為)為先，不法天，不法地;而人道又以“兵”為先，可以百年不用，但不可一日忘兵的主張和言論，在先秦兵論中是最少見的。
接著，龐子又問：“把武備擺在首位，又將如何?”鹖冠子說：“用兵之事，是要遵行禮、義、忠、信的原則的。”龐子說：“希望聽您在這方面的教導。”鹖冠子說：“如果不能遵道守禮，就會出現在下位者敢于反抗在上位者的事;如果不能知義安分，就會出現弱小者侵犯強大者的事。”龐子說：“那么，應該怎樣用兵呢?”鹖冠子說：“對方的行為不正直，就要加以制裁禁止;一旦已經撥亂反正，就適可而止。所以，不應該殺戮投降的人。國君遵守的原則是應該推崇的，沒有什么比注重約束更為可貴。取得土地卻失去信用，這樣的果實圣王不會占有。在這里，重點地強調用兵之道必須合乎禮義忠信。儒家學派強調禮義忠信而慎戰。管仲學派既強調禮義忠信，又重視耕戰。這篇文章把“人事先兵”和“兵者禮義忠信也”結合起來，不認為兩者是矛盾的。
最后，作者分析在“地大國富民強兵眾”的優越條件下不能得志于天下的原因時，著重指出是“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不賢，就不了解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的道理;驕溢，就會輕視對手、偏聽邪臣，因“倚貴離道、少人自有”而招致大災大難。在這里，明確地把勝負的責任，放在統帥者的肩上，強調了正確的軍事決策、指揮的重要性。
二、《兵政》篇著重論述了物各有性的道理
五行相生相克，就是因為物性不同。天不能把早晨變為夜晚;地不能把高山變為低地;人不能把男人變成女人;賞賜再多，不能鼓勵本來不勝任的人去打勝仗;懲罰再重，也不能阻止必然到來的失敗。關于用兵取勝之道，作者提出“權”和“勢”兩個原則，其根據也是物性。懂得物性，就懂得物各有所能，有所不能;就懂得順與逆，“兵之勝也，順之于道，合之于人。其弗知者以逆為順，以患為利”，自然要打敗仗。
此外，《鹖冠子》一書還提出了“知時者與道征，弗知者危神明”。“道乎、道乎，與神明相保乎!”一類追求道家神靈之類的觀點，與現今唯物主義相悖，本書未收入，在此就不一一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