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述與想象
唐宋以來，文人喜以行紀、道中詩等方式寫旅游經驗，這些寶貴經驗是了解古人生活情味以及認識城市景觀的一手資料。舉例說，范成大于乾道六年（1107）撰寫《攬轡錄》及使金詩歌，描繪金人治下的北方，其異域之感給宋人帶來無比震撼，行紀對舊京城的仔細描述與詩歌寫情的表現方式，互為補充。行紀寫到金人改宋舊城門之稱，謂“無復舊觀”，寫到“過欞星門，側望端門，舊宣德樓也。虜改為承天門”（《全宋筆記》第五編七，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這里雖然只是陳述，然一虜字，便凸顯今非昔比之嘆。范成大在詩里寫舊御路南望朱雀門、北望宣德樓的“州橋”時，取另一視角，謂“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回。忍淚失聲詢使者，幾時真有六軍來。”（《范石湖集》）詩進一步把行紀的紀實資料轉化為情景的定格，將道中聞見的人情凝固。“州橋”于此不以物理性的身份再現，橋上發生的人與事即作為汴京淪陷的見證物被載入詩里。行紀寫實與詩歌寫情為我們開展無窮盡的想象空間，兩種不同的書寫方式漸漸成為古人認識城市景觀的重要手段。近來學術界興起從地域角度研究文人文化，以下試選取相關蘇州城的楓橋書寫來談談敘述與想象的問題。
蘇州水道多，城內小橋遍布，要了解此地的橋，可以先參考地方志的記錄。
北宋朱長文（1039—1098）《吳郡圖經續記》記載寒山寺距楓橋十里，指出杜牧、張繼曾寫詩詠之，孫承祐（936—985）則在此建造佛塔（Olivia Milburn， Urbanization in Early and Medieval China： Gazetteers for the City of Suzhou.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5， 148—149.）。此段記載純由紀實出之，值得注意的是，朱氏指出杜牧、張繼有題詠之詩，雖然《吳郡圖經續記》沒有轉引二詩，然二人在宋代俱有名，尤以張繼詩最為膾炙人口。朱氏為何于此標示二人作品來作為楓橋景觀的注腳？除加強說服力外，是否隱含另一種觀賞楓橋的方式？
清代同治年間修纂的《蘇州府志》（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花了不少篇幅記錄蘇州一帶的橋，有的只記名稱（例如和豐橋），有的只記位置和修建時間（如通津橋），也有寫橋的本事（如僧橋），其中最引人注目當是楓橋的記載。卷三十三“津梁一（十一）”的記錄是這樣的：
楓橋，在閶門西七里。《豹隱紀談》云：舊作封橋，后因張繼詩相傳作楓。今天平寺藏經多唐人書，背有封橋常住字，國朝乾隆三十五年修。同治六年，知長洲縣蒯德模重建。
《楓橋夜泊》（張繼）：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村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楓橋》（張祜）：長洲苑外草蕭蕭，卻算游城歲月遙。唯有別時今不忘，暮煙疏雨過楓橋。
《楓橋》（范成大）：朱門白壁枕彎流，桃李無言滿屋頭。墻上浮圖路傍堠，送人南北管離愁。
《楓橋詩》（高啟）：畫橋三百映江城，詩里楓橋獨有名。幾度經過憶張繼，烏啼月落又鐘聲。
《重過楓橋》（張羽）：晩泊楓橋市，冥搜憶舊游。月明天不夜，江冷水先秋。曲岸依漁艇，高林出戍樓。堪嗟名與利，白卻幾人頭。
在“楓橋”的標目下，先有一段敘述文字，再次五首詩，這種“敘述文字+詩”的方式指出城市景觀的文化意義積淀必待文人的反復書寫。《蘇州府志》“楓橋”條目有幾個特點：（1） 簡單指出其地點及修建時間；（2） 楓橋名稱的來源及其本事；（3） 五首詩的篇幅比敘述文字更長（F. W. Mote， “A Mille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Form， Time， and Space Concepts in Soochow” In Robert A. Kapp， ed.， Four Views of China， Rice University Studies 59：4. Houston， Tex.： William Marsh Rice University， 1973， 35—65.）。楓橋作為古人來往蘇州城內外的必經之路，《蘇州府志》理應詳細記錄其座標、外形、建造物料等資訊，但竟然闕如，卻引用五首詩歌來作為楓橋的“注解”。以下我們來看這種古人理解世界的獨有方式。
從《蘇州府志》對“楓橋”的處理可知，重心似乎不在橋的物理結構和外在形態，反而落在后人如何記述游歷“楓橋”后的個人體驗。可以說，地方志的編者或讀者更多是由文化角度去觀賞城市景觀。我們知道，古代交通不便，并非每個人都有出門遠行的機會，對此，通過閱讀可以想象世界。如果沒有歷代詩人寫下游歷后的感想，楓橋可能只像上引的和豐橋、通津橋、僧橋般剩下實用功能，楓橋之所以能夠從其物理性、實用功能上轉化，多得詩人把它作為文學素材，讀者才可以在此閱讀經驗中騁馳想象，感受此建筑物對蘇州城居民與城外游人的重要意義，共同賦予楓橋歷史文化價值，最終使它成為人文景觀。
《蘇州府志》“楓橋”條目列張繼詩為五篇作品之首，即認同它是賦予“楓橋”人文意義的重要來源，而其意義主要體現在詩里刻畫了一種永恒的、人生普遍共有的情感——離別。張詩描述在明凈凄冷的夜里，想到從長安走出來作客的自己，與在蘇州一帶來來往往的客人，似乎都注意到時間匆匆流逝，感嘆來自屬于他作為城外人的孤獨，內外之身份差異使詩人永不是蘇州城的一分子，天下間還有眾多游人像他一樣，終歸是過客，這是詩人的一點慰藉。以蘇州城為中心所展開的城內、城外之別聚焦到一點上——在城市邊緣的楓橋是離別之起點，往北走還是向南進？這又回應詩題之“夜泊”，泊的飄零感道出詩人對前路不確定的憂心，張的離別情懷以及絕句本身易于吟誦的特質，使詩歌容易傳寫開去繼而引起后人對“離別”的共同想象。雖然張詩以“愁”表主客之情，未免直白，但無礙楓橋由實用性質的建筑物轉化成為人文景觀。人文景觀一旦確立，歷代詩人便由此建構屬于“楓橋”的文學傳統，它代表著作客、城內城外、排斥、漂泊、慰藉，《蘇州府志》里引用的五首作品，都是以詩為中心，詩是古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可反復吟誦，理解這一點，便會明白明代高啟所謂“（張繼）詩里楓橋獨有名”是什么意思了，楓橋由建筑物成為人文景觀，得力于張繼的詩，因為其精煉的形式（七絕）、簡潔的內容、永恒的情感建構了一個“詩化空間”，讀者都可把自身經歷投射到“楓橋”所承載的“離別”之上。地方志里的“楓橋”與張繼的《楓橋夜泊》賦予歷史景觀文化意義，使后人明白到只要以有情的眼光看待天地間的一切事物，不論是建筑物或是人事，也能借著創作或閱讀詩歌而抒懷，“詩里楓橋獨有名”真能概括古人理解世界的一種獨有方式，以詩的閱讀經驗為主，連結生活體驗，建構個人專屬的詩化空間。
張繼《楓橋夜泊》描繪聚合、離別的往復不止，讓人感到生命的無限唏噓，自從它被編入地方志作為城市景觀的解說文字后，說明詩的魅力不只停留在聲色之美的享受上，而是一個立體的、生生不息的文字世界，它所顯現的意義在于讀者如何掌握和豐富它的意涵，由于詩歌是古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和日常交往的手段，我們得把詩放在一個互動和鮮活的文人傳統里去，才能領略其魅力所在。由文字連結古人的情感、生活，連結固有的文學傳統與個人閱讀經驗，與它互動，生出有情之眼光，繼而在當下感悟的一刻，最終賦予詩歌與“楓橋”人文意義。
常常聽說今人覺得閱讀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枯燥乏味，欠缺實際意義。其實都是一種誤解。或許我們可以從閱讀詩歌始，體會古人認識世界的真切感受，如何把個人情思連系城市里的一切歷史景觀，從而想象自己面對同樣情景時的反應。要是能夠由此培養民胞物與的精神，抱著有情的眼光看待天地萬物，那么，我們或許可以減慢城市發展的速度。這讓我想起思果的一篇散文《詩在哪里？》（《詩網絡》2003年8月31日第10期），其中有兩個段落值得轉引：
我倒發見處處有詩，也許在您寫的信里，游記里，寫的字里，唱的歌里，
畫的畫里，甚至說的話里。您自己未曾覺得，可是看的聽的人感覺有詩，如此而已。
我到過西湖，站在湖邊一望，滿眼、滿胸是詩。
這里的“詩”，不是“文體”的詩，而是一種大概由閱讀“詩”所建構出來的對外在世界的理解方式——用有情的眼光、敏感的心靈看待周遭的人與事，保有一份憐憫與寬容，既可以讓生活多一份詩意，也多一點人性。明乎此，或許可以讓世人明白那些常常被認為窒礙城市發展的歷史建筑景觀，其實有著永恒普遍的人文精神價值，為什么古人可以如此積極的賦予城市景觀人文意義，而今人卻只重于毀壞和拆遷舊物，對高聳入云的玻璃大廈、商業中心趨之若鶩？大概是由于缺乏有情的眼光與文化識見。《蘇州府志》“楓橋”條目與歷代楓橋詩歌不但賦予蘇州城深厚的文化底蘊，而且更可作為今人對城市過度發展的一種警惕，這應該是閱讀楓橋詩歌的意外收獲吧。
（作者單位：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