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叔河《文人之苛》隨筆
文人之苛
“苛”本是統(tǒng)治者的一種性格，指其對下誅求無度，督責(zé)過嚴(yán)，例如《禮記》說“苛政猛于虎”，《詩序》說“哀刑政之苛”。談起專制時代的文禁和文網(wǎng)，便少不得用上這個字，因此它也是明洪武、清雍正一類好興文字獄的帝王統(tǒng)治的特征。
歷史上的文人，大多數(shù)不是統(tǒng)治者，而是被統(tǒng)治者，是文化專制的受害者，是“苛”的對象。當(dāng)然也有例外，比如李斯，在毀害韓非、建議焚書時，也顯得那樣的“苛”，那樣心狠手辣。但他早已削尖腦袋鉆進(jìn)“核心”，成為了統(tǒng)治者，不復(fù)是文人身份了。但即使是當(dāng)上丞相的李斯，最終還是斗不過廝役出身的趙高，被夷了三族，他在全家被殺時對兒子說的話：
欲與若復(fù)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這話很有形象思維色彩，仍是文人當(dāng)行本色，但緊接著挨的攔腰一刀，卻比韓非吞毒藥還要痛苦得多。
李斯為名利所驅(qū)，緊跟秦皇帝，不得不身體力行，雖可恨，猶有可說。令人不解的是，歷史上竟還有這樣的文人，他一不是當(dāng)朝一品，二不是文化班頭，并未擠入統(tǒng)治者的行列，為君為師的責(zé)任全都沒有，吃著自家的老米飯，偏要以文化監(jiān)察御史自居，對文人和文事的態(tài)度甚至比統(tǒng)治者更“苛”，清朝山陽（今江蘇淮安）人潘德輿便是一個妙不可言的例子。
潘德輿，字四農(nóng)，是一位舉人，著有《養(yǎng)一齋集》，其中詩話十卷，有云：
予欲世人選詩讀詩者，如曹操、阮籍、陸機(jī)、潘岳、謝靈運(yùn)、沈約、范云、陳子昂、宋之問、沈佺期諸亂臣逆黨之詩，一概不選不讀，以端初學(xué)之趨向，而立詩教之綱維。蓋人品小疵，宜寬而不論，此諸人非小疵也。
說他妙不可言，妙就妙在他要將曹操阮籍等人的作品一律槍斃，而在力主嚴(yán)辦的同時，卻又說“人品小疵，宜寬而不論”，仿佛執(zhí)行的政策仍然是“從寬”。看來，曹操在銅雀臺上玩幾個女人，阮籍跟酒家老板娘吊吊膀子，宋之問和沈佺期受一點賄，這類問題本來可以“不論”。那么，為什么“對酒當(dāng)歌，人生幾何”，“薄帷鑒明月，清風(fēng)吹我襟”，“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這些千百年流傳不朽的名作，卻必須“一概不選不讀”呢？唯一的理由，便因為這十個人是他所說的“亂臣逆黨”。
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xué)》卷里，這十個人都有專條，除了對宋之問、沈佺期二人的“人品”（這卻是養(yǎng)一齋認(rèn)為“宜寬而不論”的）略有微辭外，并未作任何否定的評價，更無一人被戴上“亂臣逆黨”的帽子。陸機(jī)、潘岳、謝靈運(yùn)、陳子昂、宋之問五人確實是被殺的，但或死于政局紛爭，或死于仇敵告訐，或死于冤獄陷害。且不說他們沒有舉兵造過反，即使在專制統(tǒng)治下造過反的，如黃巢、牛金星，恐怕也不能永遠(yuǎn)說成是亂臣逆黨吧。阮籍、沈約和范云等人，不過在統(tǒng)治者倒臺后沒有為之“殉節(jié)”，用春秋筆法來說就是事過二主或身歷兩朝（沈約則身歷宋、齊、梁三朝）。如果這算是“逆”，又該如何評價一九四九年成群結(jié)隊的起義將領(lǐng)？何況阮籍他們只是逆來順受，并未舉旗起義或棄械投誠呢。至于曹孟德，他倒沒有身歷兩朝，只因他兒子在他死后取代不中用的劉協(xié)做了皇帝，他就成了名單上的頭一名，這里真用得著聶紺弩的警句，“奸臣曹操是篡賊曹丕的兒子”了。
民國前期軍閥混戰(zhàn)時，一邊稱討賊軍，一邊稱靖逆軍，“賊”和“逆”都是打擊對方的口號。你可以這樣叫我，我也可以這樣叫你，究竟誰是賊誰是逆，老百姓是弄不明白也無須弄明白的，只求能在炮火連天中草間偷活就不錯。文人如不想學(xué)“可憐跑死阮忠樞”，到某一邊去領(lǐng)薪水，也大可不必操這份心。
這里說的有點離題了，其實我的意思不過是，所謂亂臣逆黨奸臣篡賊的帽子太大，當(dāng)時壓得死人，過后看來卻往往并不那么合式。正如過去國民黨說共產(chǎn)黨領(lǐng)蘇俄盧布，領(lǐng)導(dǎo)人要“國際”指定，代表大會也要到莫斯科去開，就是“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一九四九年后這些說法又成了反革命的毀謗和污蔑，是非豈不是顛倒過來了么？
尤其是在只論詩文，而不是幫古人寫檔案作結(jié)論的時候，似乎不必一定要把當(dāng)時就未必很對頭的政治帽子從歷史灰土里撿起來，雙手捧著硬往已經(jīng)不能做聲了的古人頭上戴，也就是說，不必那么“苛”。
潘德輿做八股只考上一個舉人，其文章《養(yǎng)一齋集》也沒幾個人看，偏要替漢獻(xiàn)帝、司馬昭來出氣，討伐他們的“亂臣逆黨”，欲令天下人都“不選不讀”曹孟德、阮嗣宗的詩文。究竟他是不甘寂寞，還是心理失衡呢，不便妄加揣測，但不管怎樣，明洪武、清雍正都沒有禁止，頂講究“詩教”的朱文公亦未加指摘的這些文字，他卻要如此氣憤填膺地反對，一副悻悻然不共戴天的樣子，稱之曰“苛”，總不至于十分冤枉。
中國的文人（再往前叫儒生）有一種遺傳病，對于暴政從來俯首帖耳，日常生活中遇橫逆之來亦退讓唯恐不及，唯獨對于同類卻“氣”特別盛。文網(wǎng)稍寬時，生怕大家呼吸輕松，總想制造一點能夠鍛煉成文字獄的材料出來才甘心，好像統(tǒng)治者不“苛”他反而不好過似的，這可以稱之為想“苛”的癮，不知道幾時才能根除。
歷史上文人吃“苛”的苦頭太多了。如果文人還要幫統(tǒng)治者撥草尋蛇，不斷地從活著和死去的同類中找“亂臣逆黨”，不斷地把禁書的單子開出來，那么，文人作為一個整體，挨整只會挨得更加厲害。
二千二百年前，秦始皇坑了四百六十多個儒，文人談起來至今痛心疾首。但《史記》明明寫著，四百六十多人中的大多數(shù)，也是在“案問”時“互相告引”攀扯出來的，大約是最初被“案問”的人覺得別個沒有被“案問”，自己心理不平衡，也就是犯了“苛”的癮吧。
統(tǒng)治者的事不好說，我只希望被統(tǒng)治的文人們對于同是文人的人和文不要太“苛”了。為世間多留下幾篇“月明星稀”之類的文字總不是什么壞事，因為我們和我們的后人不能只讀《養(yǎng)一齋集》。
（一九九九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