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艷梅《主義以上的現實觀照》

為羅望子寫作命名的人不少。先鋒文學、新鄉土小說、新城市寫作、小縣城文學、里下河文學，這些概念都和他有關系，或者說，都可以用來描述他的寫作。不過，給作家貼個標簽簡單定位，向來是比較輕率而有風險的，畢竟寫作者并不會為了某個主義去寫作，也不會因為某個主義收容了自己而產生歸宿感。作家真正的歸屬就是文學和生活。從這一意義上，爭論羅望子是不是立場鮮明始終如一的先鋒作家，是不是中國的卡夫卡，意義似乎不大。如果回到一個作家寫作的內部世界，作家觀察生活現實和思考社會問題的目光，就會成為我們穿越現實與想象之間的通道。所以，比起敏感的藝術直覺，敏銳的生活洞察力對于一個小說家而言，顯然來得更為重要。羅望子的寫作是比較自覺的，克服了個人和時代的某些局限，既不會停留在1980年代的橋上看風景，也不會僅僅把兩個世紀理解成一堵墻，與其說他的文學世界是某種主義的先鋒，莫如說他是主義之上的某種現實。

一、先鋒時代的精神遺民

羅望子是1980年代中期開始小說創作的。他的小說似乎與很多作家一樣，有著由回憶而當下，由城市而鄉土，由先鋒而現實的滑動軌跡；然而又不是那么界限分明，而且有種很固執的審美理念，始終沒有在歲月岑寂和文學喧囂中背他而去。最早的回憶系列以《橄欖鏡子》為發端，以《南方》為代表，這些作品有著成長小說的味道，多為少年往事追懷，充滿了水鄉詩意。接下來是繞過回憶呈現生活，不過小說主角基本還是少年，這就是《紅色消防車》《望風》《握著刀片溜達》《被俘》《假定約會》等作品。與前面“少年行”對應的是“好漢莊”，這一系列小說去除了部分詩意，增加了思考力度和精神深度，代表作首推《識字課本》。他的第一個長篇《在靦腆的橋上求愛》以詞語解碼的方式為我們探究了心理世界的本質和真相。

1990年代以后，羅望子的小說創作傾向稍微有所調整，努力切近現實。不過重心還在人物心理挖掘和精神探尋，視野更加開闊，文學空間得到了有效拓展。《婚姻生活的側面》《游走城市的人》《裸女物語》《另一時間》以及后來的三篇同題小說《老相好》，都可以看作是對現代人精神層面的深度解析。而《旋轉木馬》《漫步月球的馬拉松選手》等作品，讓我們看到了那個有些寓言化迷狂的羅望子。以童話和寓言的方式寫出人類生存的憂慮和批判，羅望子透過語言的擾攘和敘事的狂歡，帶給讀者生活的陌生感和陌生化敘事的震撼。此后，羅望子專注于城鄉之間的第三類生存空間和文化空間的建構，生存關注的宏大視野，與日常生活的小敘事相得益彰。《向日葵》《伴娘》《閑人》《麥芽兒》《墻》等一系列作品，對城鄉之間的生活呈現背后，是對人的存在本質的探尋和追問。其中，《墻》最具有代表性。近年來，他的《故鄉》《如夢記》《修真記》《福祿考》等作品，或現實，或夢境，或寫實，或隱喻，探索的是人的隱匿而復雜的內心，追問的是現代人如何面對精神和情感的重重困擾。

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城鄉生存差異和文化沖突得到了當代作家尤其是鄉土作家的普遍關注。范家進認為：“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文學批評，要想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變革，要真正深入地參與和介入到現代中國人的社會改造與精神重建過程中來，如果離開了中國鄉村這個‘社會深層’，所得到的結果也只能是緣木求魚。”對照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革歷程和心理變遷，這種觀點無疑頗有道理。羅望子的城市愛情寫得有聲有色，其鄉土小說同樣顯示出了獨特的觀察視角和不錯的藝術表現力。“以寓言承載人類生存狀態的嚴肅命題，用幽默、個人化的立場批判現實生活，向深層意義掘進，反映了他批判現實的激情和超越平面化的追求。羅望子個人化的敘述方式和創作風格，不僅更新了我們對現實社會認識的深度和高度，也確立了他在文學上的獨特品質。”王干曾經評價說，羅望子秉承的是先鋒派的全部衣缽，而且處處想做到極致，他對小說語言符號性的追求近乎瘋狂，對小說寓言性的索取不惜對具象的無情閹割。無疑，作為一個從先鋒文學起步的新生代作家，羅望子始終對文學自身的形式極限和表達可能的探索和嘗試抱有超出常人的興趣和好奇，在先鋒時代已成歷史絕響的今天，他的執著就顯得相當與眾不同。有時候，我在課堂上講授先鋒小說，恍然覺得20年前的那一段文壇往事，真的很像一場煙花絢爛瞬間凋零的舊夢。就在那短短的幾年中，格非余華他們似乎創造了一個奇跡。而今，我們看到，還在滿懷激情閱讀先鋒作品的人不多了。無論怎樣，正是那一段先鋒歲月的耀眼光芒，成就了這些作家迅速擺脫現實主義的僵化和偽現實主義的媚惑，走出了一條完全屬于自己的道路。及至他們背負盛名在1990年代的文壇話語狂歡中各自突圍，我們看到了一些自我的背叛，一些盛裝的歷險，一些孤獨的堅守，背影已遠，聲浪漸歇，而先鋒的痕跡隱約還在，形式上的極端狂野早已收斂，只有先鋒精神作為心靈底色依舊歷歷如新，終究還是向現實投降了，不過和傳統的現實主義相比，畢竟有著更多的文學自覺。李敬澤說，看羅望子，能看到二十年先鋒與現實的糾纏，想來不是說這個劍走偏鋒的人在固守先鋒立場與現實對抗，而是在大家義無反顧轉身的時候，羅望子把某種不甘保留到了今天。盡管，這種不甘已經變成了他生活中最微小的情緒，或者他文字里最隱秘的情懷，不過就是這一小小的不同，還是把他的寫作從眾人中區分了出來，使他成了獨一無二的他自己。

二、轉型時期的城鄉移民

現實，其實并不遙遠，也沒有什么是靜止不變的。無論在寫作的人眼里，還是普通人的生活，每個人的經歷和目光都沉陷在日常生活的流動中，文壇盛行喬裝打扮的寫實，或者舉著時尚大旗的犬儒主義。真正的生活布滿傷痕和痛感，卻被很多人很多筆墨輕易地繞過了。看過多年前羅望子和李敬澤的一個對話，談到了鄉土中國、鄉村經驗和書寫底層等問題。那個時候的羅望子已經決定要把自己的文學和思想觸角，從城市伸展到鄉村。盡管還有一部分作家真誠地關注農村，我們還是不得不看著鄉土世界真實的生存感覺和生存滋味，正在慢慢從當代作家筆下退場和褪色。奔走異鄉的那些人們，在大地上守望和掙扎的那些人們，還有屬于他們的泥土、愛和夢想，這一切仍舊吸引著羅望子的目光，他渴望寫下他們，渴望把他們的根留在大地深處。

1、生存場域的新形態

近年來備受關注的“新鄉土小說”打破了鄉土中國的空間自足性，以城市和鄉村生活的交融互滲為主，在城市和鄉村之間形成了意味豐富的第三類空間書寫。城鄉二元結構本質上是一種城鄉對立關系，“政策界討論打破城鄉二元結構、開通城鄉讓農民進城，始于1984年‘大包干’完成、1985年‘一號文件’準備出臺之際。” 20世紀90年代以來，與農民工相關的底層關懷和苦難敘事，成為當代中國文學最重要的主題之一。孫惠芬、閻連科、劉慶邦、王祥夫、何玉茹等作家關注市場經濟條件下，思想和行為受到異質文化和價值觀念沖擊的當代農民的生存狀態和命運走向。這些作品在空間敘事上與傳統鄉土小說有了明顯差異。作家在肯定城市與現代性內在關聯的同時，把棄土離鄉進城謀生作為現代化的訴求方式，以此觀照原有鄉村秩序的瓦解，以及農民的經濟變革和精神解放要求。鄉土小說由此發生精神質變，這是“新鄉土敘事”的思想基礎和價值初衷。在眾多“新鄉土小說”作家中，羅望子有自己的明確追求和鮮明個性。

羅望子的鄉土小說重點不在民風民情，表現的主體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他關注的是城鄉之間的生存現實、文化沖突和精神震蕩。作家基本是以市場經濟打破城鄉封閉、經濟快速發展帶來全社會尋金熱潮為大背景，那種非城非鄉、既城又鄉的共存狀態，為這個時代立此存照。《向日葵》中簡陋的流動書屋頗具代表性。書屋是謀生手段，但具有精神性特征，懸置在古老中國鄉村大地上空，幾乎就是抽象出來的整個時代和生活。《珍珠》中的小吃店位于偏僻街道，距離熱鬧的城市很遠，以至于回家叫回鄉，逛街叫進城。《麥芽兒》也很典型，缺少夢想的鄉村生活讓麥芽厭倦，進城后給人洗腳、工地開車，還是很邊緣的城市生活。嚴酷的生存現實，以及日益淪落的城市道德都是她很難面對的。《閑人》中的王教授也是一個游走在城鄉之間的人。在鄉村，他像個知識分子，而不是一個正常的農民；在城市，他不愿屈服于金錢就是一切的都市生存法則，只能被清除出場，重新回到他被懸置的生活中。進城后的麥芽、水仙、水芹們并沒有真正實現自己的城市夢想，他們不得不面臨復雜的生存考驗、心理困境和文化困擾。燈紅酒綠的城市生活遙不可及，他們領受的多是屈辱和挫折，可是又不愿意回到原有的土地和生活。生存信仰和精神視野的重新確立，讓我們看到了城鄉之間獨特的生存景觀。

回顧百年中國文學，農民進城敘事的傳統從未間斷。從祥子到陳奐生，20世紀的中國農民一直走在進城的路上。隨著現代化進程加快和城市化擴展，成千上萬的農民懷抱尋金夢想踏上了異鄉之旅。艱難求生不過是要面對的一個方面，道德墮落、金錢誘惑、人情冷漠、社會不公，向前去，還是退回來，強烈的漂泊感和失落感，時刻困擾著這些失卻了又渴求著心靈之鄉的人們。羅望子小說不僅為我們呈現了進城和流動這一時代主題，更為可貴的是他抓住了社會變革中生存個體的心靈裂變，展示了在文化沖突和生存考驗面前，心靈世界和情感世界的復雜糾葛。《墻》中的老大在城市工作生活多年，回鄉修屋造墻，準備葉落歸根，度過既能擁抱現代化又能腳踏泥土的兩全其美的幸福晚年。最終愿望落空。作家深刻地揭示出當代人的無處皈依感。《閑人》很有深意。王教授是一個生活在別處的人，他的內心既不屬于古老沉悶缺少變動的鄉村，也不屬于變化多端唯錢至上的城市。農民的命運最終還是與土地綁在了一起，他們的夢想似乎只能從泥土中生長出來。而心靈生活在別處就帶出了關于生存本質的思考和追問，文學的敘述空間大大地拓寬了。羅望子對呈現某一類型人的精神世界有著濃厚的興趣，甚至稱得上專注。他寫那些成功人士，就是他說的體面人，寫他們庸常的生活，打牌，喝酒，吃生蠔，日子過得挺小資。不過，在這個看似閉合的世界里，總有一個裂隙，這一類人表面上在社會生活中游刃有余，風調雨順，骨子里有不相容的那一面，一種精神性的游離。《故鄉》中的倪云林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作為商場上的成功人士，他有錢，有人脈，在幾大城市有房產，把妻子兒子安頓在上海，自己則四處漂流。后來他考上了故鄉小縣城文明辦公務員，參與精神文明建設，對官場不感興趣，日子過得平淡，悠閑。這個人混跡于文壇，商場，媒體圈，卻又不想被任何一個圈子約束，既想要大都市的生蠔，又想要那種自己拉風箱燒水喝茶，看炊煙裊裊。作者在小說中借助這樣一種分裂的生存狀態，展示疲憊的現代人，在尋找精神和心靈故鄉的旅途上，經歷的種種。最終因為一件和自己沒有任何關系的腐敗案，倪云林被迫辭職離鄉遠走，重新回到漂泊的人生旅途。小說寫得張弛有度，這個一心追求自由的人，其實無往而不在生活的牢網之中，不可能突圍，也不可能超越。

2、觀念層面的新思考

現代化進程中充滿了沖突和裂變。“農業文明與現代文明（或者都市文明）的沖突，實際上就是永恒時間與歷史理性之間的沖突。”“新鄉土小說”的文化價值立場基本上是底層關懷、鄉土批判、精神迷失、城市反思、現代鄉愁等等。不少作家的“底層寫作”站在人文關懷立場，記錄了進城打工的農民遭遇的種種不幸及艱難處境。道德關懷和苦難書寫成為“新鄉土小說”比較穩定的兩個價值取向。羅望子的鄉土書寫無論是對“底層”的同情，還是對城市文明的拒斥，都融會在溫和的講述之中，波瀾不驚的人生，娓娓道來的敘事，隱含著沉重而獨特的思考。農村文明是直覺的，城市文明是科學的；農村文明具有自然性，城市文明是機械的；農村人生活具有比較高的精神性和倫理性，城市人生活是物質主義的。“新鄉土小說”突出地表現了城鄉兩種文化和文明的差異。羅望子抓住了城市化進程中的生存現實和心理變遷，以及變革年代精神視野里的恒定不變。對城市生活的優勢文化價值的肯定本來是農民棄土離鄉的主要出發點之一，不過，即使接受了城市的價值觀念，忽略其中的冷漠不公與墮落，城市文化也不可能真正接納這些滿身泥土氣息的鄉下人。由于背負的農民性過于沉重，他們本質上依然是城市的過客，是永遠的異鄉人。所以《墻》中的老大在城里工作了很多年，還是希望葉落歸根，回到泥土和大地中去。走出鄉村—寄居城市—回歸鄉村，有多少“老大”曾經或正在經歷著這樣的文化抉擇。最引人深思的是，即使回到原點，他們的心靈深處卻再也找不到那份曾經屬于自己的安寧。《閑人》中王教授對城里人的時尚主張毫不讓步，這種不適應顯然不是簡單的城鄉生活觀念差異。城里人的自以為是其實是優勢文化的虛張聲勢，是優勢等級的不容侵犯。而王教授堅持自己的做人原則，體現的是以一種自足的價值體系與城市文化對抗的精神美感。《珍珠》中水仙的回歸是價值觀念的回歸，也是生存理念的回歸，背后隱含著對城市道德倫理觀念的深刻質疑。

表達鄉土社會的現代渴望，進而依托現代性價值對傳統鄉土倫理做出批判性審視，成為“新鄉土小說”鮮明的價值維度。然而，由于生存困擾、現實歧視和社會不公，“新鄉土小說”作家筆下的現代景觀同樣成為批判審視的對象，而這一批判的價值立場往往又回復到鄉土文化傳統的想象之中。羅望子的小說避免了這種價值觀的直接沖突，而是以人性為基礎，為讀者展現了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普通人的內心情感軌跡。有離鄉的決絕，也有對鄉土的回望；有對現代文明的疑慮，也有對城市文化的渴求。麥芽、水仙和王教授守著人生底線，爭取更好的生活，對生存局限的超越努力顯示出比生存壓力更大的文化力量。《伴娘》中的聰兒對生活始終保持著美好樸素的情懷。她的善良，重情義，信守承諾，對愛的珍惜都不僅僅是個人性情，作家塑造了如此美好的女孩子，她走出去又回來，因為腳下的土地是她生命的底色，使得她不會在金錢和勢力面前輕易放棄自己的原則。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作為城市的外來者，他們在兩種生存文化的轉換體驗中承受著兩難困境。雖然認同現代文明，渴望融入城市，但同時對傳統的鄉村文化價值觀念不能不充滿留戀，因為在想象中，那才是一塊可以保持內心純凈的空間，是可以和喧囂的都市生活對抗的最后的精神武器。作家以此表明了自己文化思考的落腳點，即淳樸良善的人倫風情未必不能為現代人提供精神超越的價值支撐。從前現代語境走入現代城市的農民固守鄉土記憶是一種主體自覺，支撐著鄉下人在異己的都市中生存。而另一方面對鄉土社會的倫理認同，更加深了他們在都市中的無奈感。對都市生存的冷靜凝視，強化了農民作為外來者在都市文化體系中的他者身份。

從整體上看，當代“新鄉土小說”正處在深刻的價值悖論之中。如同作品中游走于城鄉之間，因體驗著異質文化價值觀念帶來內在沖突而困惑重重的農民一樣，作家也深陷時代性的精神困惑，難以形成明確的文化價值立場。羅望子始終關注城市化進程中流動者的精神狀態，試圖給出自己的答案。在作家的深層判斷中，城市和鄉村，傳統與現代無法彼此取代，各自的價值體系也并非不證自明。雖然作家自身不斷變換文化價值立場，但每次變換只不過是審視對象的自身位移，并未試圖彌合二者之間的根本分歧；雖然回避了尖銳的文化對抗，但是隱含的文化沖突總是最終決定了個體的人生抉擇和命運走向。作家選擇了以比較穩定的日常生活敘事盡量敞開被宏大主題和時代精神遮蔽的個體內心世界和情感世界。

三、先鋒與鄉土兩個支點之間的精神深度

近年來，底層文學創作日益受到關注。羅望子反對簡單地把鄉村生活寫成苦難，隨意取消日常的喜怒哀樂，以及這種日常生活自身的意義和豐富性。同樣，他也不愿意把鄉村寫成虛幻的心靈樂園，作為知識分子和文人逃避現實的精神歸宿。作家努力展現鄉土世界的生存感覺和生存滋味，發掘日常生活的美感，表現那種溫暖的情感蘊藉和超越性的精神飛翔。同樣寫底層，很少觸及暴力和死亡，而是抓住日常生活的溫暖和普通人的堅強，很平凡的人性，卻有著恒久的光亮，這種光亮最終超越了嚴酷的城鄉對立。“不應再從日常生活之外尋找浪漫高蹈的‘意義和價值’，不應再用脫離日常生活的‘宏大’目標去控制日常生活，而應用它自身的意義和價值去評判一切，因為對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視，是人對自身的自信，對自身的重視，是靈與肉的雙重解放，符合現代人性發展的內容和方向。”

無論是現實的生存空間，還是非具象的心理空間和精神空間，在羅望子筆下，總是有著鮮活的生命觸感和細膩的精神質地，介于城鄉之間夾縫狀態的精神困擾、心理疲憊和內在疑慮，在《過云雨》中，我們看到了更清晰地走向。羅望子的小說敘事很有耐心，不疾不徐，舒緩有致，似乎人物的命運完全自足，而無需他插手干涉。讀《過云雨》的時候，想到了小鎮文學和小鎮的內心風情。小鎮可以看成是鄉村世界的延伸，也可以看成是城市生活的過去，這兩個方向在《過云雨》中是以人的心理呈現出來的。小說表面上是以小鎮教師李憶和城里醫院口腔科護士夏小巫的愛情為主線，以兩個家庭的干預和馬平川窮追不舍為輔線。在兩家都不看好的一段感情和一個婚姻中夏小巫獲得了成長。而李憶的精神世界和心理感知則停留在原地，這就構成了一種文化意義上的反諷。小說敘事線索清晰，而意識的觸角則相當紛繁。隱含其中的心理探尋細膩幽微，倏忽而逝幾乎不著痕跡，顯示出先鋒和現實的雙重影響。這個小說很有意思的地方還在于牙疼這個細節，愛情就像牙疼，牙不疼了，成長也完成了，愛情也過去了。《蔡先生》延續了這一風格。隨意散淡的敘述，隱在背后的追問，小人物的時代境遇。小說沿著蔡先生一家的人生軌跡徐徐推進，文革，文革末期，然后是改革開放，童年的視角，孩子的眼光，平靜的敘述，細碎的生存，就像一個無關緊要的故事，在閑言碎語里面，一種人生的悲劇感和無奈慢慢浮出生活的水面。小說選擇的是一個回望的姿態，從遠去的光陰里打撈普通人的命運軌跡。以童年視角寫時代傷痕的不乏其人，寫得好的經典名篇也有不少。這個小說寫到結尾其實是有些荒誕手法和黑色幽默的。蔡先生一家的命運與時代投影，世相的少年記憶影響一生，然后是小妹的人生斷裂。蔡先生的人生履歷基本隱在背后，世相對小妹的感情則更像一個寓言。蔡小妹由鄉而城，由愛而恨，蔡先生由城而鄉，由生而死，這中間有個很有意思的紐帶，人的外在生存和內心世界的對應和對抗，交織纏繞在一起，讓我們看到了羅望子對挖掘人心的執著。

羅望子小說從細微小事入手，從日常生存發掘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尤其側重在城鄉文化沖突中呈現出來的日常生活的豐富性和多元色彩，以及精神世界和心靈視野里的悸動與變遷，表現出典型的小敘事傾向。農民問題是大問題，但是能以小見大，把城市化進程中農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狀態、心理變遷展現出來，勾畫出大時代的縮影，無疑是很有意義的。《老相好》的故事是陶弟和妻子還有王跑之間的感情糾纏，從鄉村到城市，成長履歷中的愛恨悲歡，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飽含著對未來的渴望，還有妥協，很世俗的故事，寫到結尾，王跑的薄情與陶弟的執著就有了很荒涼也很厚重的意蘊。《向日葵》更具有代表性。“守望他們，還是守候他們留下的土地，桑樹，棉花，麥子，炊煙，豬狗，可他們就是回來了，也不到我這兒來了……”小說中流水賬一樣的經歷和夢想，在詩意的情懷和敘事里，稀釋了那種理想與現實的緊張感。《我們這些蘇北人》中“我”和雯雯走出影院一段尤其富有詩意，沁涼的憂傷和溫暖的相知纏繞在一起，感人至深。還有《麥芽兒》《墻》中對未來生活的憧憬都隱含著作家對生活的詩意理解和期待。羅望子站在時代內心擁抱生活，表現出相當自覺的美學追求。也就是說，當作家選擇了詩意的敘事方式，他自然而然地對自己筆下的人物和他們的生活有一種情感的投入，并且沉浸其中，努力發現瑣碎的生活表現背后深藏的精神力量。也許這種恒久不變的東西正是作家傾心追求的。

20世紀末“精神還鄉”在濃重的鄉愁色彩中融入了現代批判反思，其內涵比起五四鄉土作家的批判與眷戀更為復雜。“新鄉土小說”作家以深刻的現實理性反思都市文明與鄉村文明的沖撞與殘缺，并引發關于存在困境的哲學思考。羅望子小說中不乏現代化的城市生活給農民以文化歧視的現實境遇，而生存表象背后，作家引領我們穿越的是抵達終極之思的精神苦旅。麥芽、水芹、小水和水仙們只是進入到城市的邊緣生活中，那些酸甜苦辣的生命記憶本身就是鄉下人與城市現代化主體沖突的隱喻。羅望子早期作品寓言色彩更濃，在書寫現實生活和社會變遷時往往帶有超現實的味道。《剩余的日子》中的大唐不是為種花而種花的，盡管這在別人眼里是沒有意義的勞作，卻隱喻了人類精神視野里超越生存本身的無限可能。正如《迷人的田園》的結尾：“我知道我遲早要離開我的田園的。”“離開”是現實選擇，同時也隱喻了現代人的一種精神走向，不斷地從自我出發，而身背后的家園正在不斷荒蕪直至虛空。《向日葵》中寫到的那座會走路的房子，同樣形象地傳達出家園無處安放的無奈感。“他害怕生活在樹上，又不知道如何回到地上。”黃狗的位置尖銳地隱喻了人類自身的處境。《失神的目光很慈祥》寫出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輕，以及如何找回自己生存的重量和感覺。“‘現代型’的本質就是一種歷史的過渡狀態。這種過渡狀態常常表現為一種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懸空狀態，它既失去了從前的幸福感，也沒有對未來幸福的憧憬。” 羅望子準確地捕捉到了這種心靈裂變和精神流浪。

總的來說，中國的城市化過程，就是農村被城市化的過程。羅望子在自己的鄉土遙望和懷想中，執著于平靜質樸的情感蘊藉，不動聲色卻又飽含思考深度。他憑借獨特的理解力和感受力，深入喧囂的世俗生活背后寧靜的情感溪流，沿著隨遇而安的鄉村生活觀念，抓住日常生活細節，寫出了背負傳統倫理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和期盼。以生命體驗和情感參與的方式獲得了自由倫理敘事的活力。比起那些宏大的意義探詢，羅望子更喜歡自由倫理和性情世界，喜歡用自己的目光關注和揭示時代的精神軌跡和心靈動蕩。那些走在離鄉和歸鄉路上的人們，他們家園何處？他們的迷失是否就是人類的整體性迷失？那么，建基于傳統文化現代轉化之上的現代性歷程，是否就是“新鄉土小說”的必然走向？是否只有依托這一宏觀價值展開敘事，才能真正書寫中國社會現代轉型過程中“農民心靈的秘史”？那么，如何寫出21世紀鄉土中國正在經歷的一切，是否也正是羅望子思考的問題呢？

蘇童說：“二十多年了，羅望子穿著先鋒小說家和新生代作家的大衣，獨坐于幽謐之地，借助一面奇異的‘橄欖鏡子’，孜孜不倦于小說的形狀、表情和光澤，耐心而執著。他是小說敘事藝術狂熱的挖掘者。”李敬澤說：“在同時代的寫作者中，羅望子堪稱標本：由激進固執的先鋒派，到如今世事洞察的寫實者，這個過程于他極為艱難，很難說是自覺還是無奈。他的寫作見證了二十余年來中國藝術家與現實糾纏不清的復雜關系。”陳曉明說：“羅望子小說中最為獨到之處在于他把鄉村經驗介入城市經驗，或者說總是在城市經驗中插入鄉村經驗，二者總有一些差異和潛在沖突。而略微的荒誕感和隨意的嘲弄，也使羅望子的小說有一種內斂的鋒芒。”蘇童與羅望子，這兩位1960年代出生的江蘇籍作家，各自懷揣文學夢，從先鋒開始齊步走，難免有些惺惺相惜的，抑或兩個人都是對方沒有實現的自我的另面。蘇童在1980年代的結尾處借告別先鋒之勢爆得大名，此后創作日臻華美；1990年代新寫實和新歷史聲浪喧囂，先鋒作家大都已完成華麗轉身，而羅望子就像蘇童所言一直獨坐文學黑屋子，百轉千回，不斷試圖打破，然后重新建構。李敬澤和陳曉明兩位學者的評價也很有代表性，由先鋒而現實，的確是先鋒文學背影漸遠，先鋒作家集體回歸的軌跡。這種回歸內外因皆有，我們今天看，一方面感嘆現實生活對作家的誘惑和規約之力是如此巨大，那種世風浩蕩的空茫感和日常生活的局促感，幾乎在很短的時間，裹挾著大部分當代作家放棄了精神領域的尖銳追問，以及文學自身的瘋狂探索。想想生活如斯，又有多少人能夠真的置身其外呢？當然，我們還是希望看到更多既能深刻洞察生活，又能夠超越各種主義局限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