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叔河《談毛筆》隨筆

談毛筆

朱純走后，她生前常用的毛筆掛在那里，我覺得不該太冷落它們，前幾天磨了墨來試寫了幾個字，卻總不順手，究竟是自己手劣，還是筆頭干久了的緣故呢？由此便想起了幾十年來我和毛筆的因緣。

五歲時初習字，就是用毛筆在毛邊紙上寫“人、口、刀、尺”，之后才用石筆在石板上寫1、2、3、4，再后才用鋼筆在洋紙上寫a、b、c、d.這鋼筆并非派克式的自來水筆，而是長木筆桿帶短鋼筆尖，蘸上藍墨水只能寫洋紙，也就是現(xiàn)在通用的機制紙。毛邊紙宣紙則不屬于“洋”，而是國造，造來專供墨筆寫漢字的，絕對碰不得鋼筆藍墨水。這本是兩股道上跑的車，兩種文化也。

我從來就不是國粹主義者，但總覺得毛筆寫毛邊紙的感覺，比起石筆寫石板和鋼筆寫洋紙好得多。石筆和鋼筆用過幾年之后，一丟開就再也不曾拿起；自來水筆相隨甚久，它拼命與時俱進，但如今亦已少用；只有老模樣不變的毛筆，倒一直和我不離不棄。想起來，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抗戰(zhàn)八年是我的小學初中階段。小學全用毛筆，只算術(shù)課用石筆進行過演算。初中亦以用毛筆為主，鋼筆則寫寫英文。小縣城里不少同學無法購置玻璃瓶裝的藍墨水，只能將鋼筆尖插入銅墨盒蘸取墨汁，大家亦視為固然。我沒這樣寒酸，習字課必交的大楷兩張，用的筆是中號“橫掃千軍”，臨的帖是舊拓《玄秘塔》，楷法卻不爭氣，三十二個大字常常得不到一個雙圈。國文成績馬馬虎虎，但規(guī)定“小楷謄正”的作文，總是懶得另起草稿，拿起本子寫兩頁便匆匆交卷，以致批語常帶“惜字跡潦草”之類“老鼠屎”，無法帶回家去。

離開學校后當編輯，改稿也用毛筆，五十年代的規(guī)定是，改稿用藍筆，審稿用紅筆，終審用綠筆，七八年中三種筆都用過。這種類似文字檢查官的工作本就令人厭煩，毛筆蘸紅綠水亦遠不如從硯池舔墨舒服，牢騷一多，成了右派，筆桿兒也弄丟了。為了免禍消災，家中一度不蓄紙筆，但終究還是憋不住，拉板車時寫信給周作人，又不得不弄來一支一毛二分錢的毛筆，外帶一小瓶墨汁和幾張“材料紙”。此信居然在八道灣保存下來，“文革”中進了魯迅博物館，物歸原主后，周豐一又將其復印寄我了。我“文革”勞改九年，亦居然未離開毛筆，奉命寫標語口號，照樣子鬼畫符，仍可大筆揮灑，只是得當心別寫錯了字。有位難友就是一不小心，將“萬壽無疆”寫成“無壽無疆”，險些兒被槍斃，好在這些事情終于過去了。

“人生識字憂患始”，此話如果當真，則我與毛筆同憂患已七十馀年，不可謂不久長。慚愧的是至今仍寫不好毛筆字，此蓋限于天資，非人力所能強。但是對于毛筆，我總是懷著一份情意的，承認它是漢字文化的要素之一，不忍見其破敗凋零。幾年前，香港鮑耀明先生來信，托買“長沙名筆雞狼毫”，記憶中六十年前自己用來寫作文的正是“彭三和”此種出品，便四處去打聽，方知彭氏公私合營之初還保留了招牌，“大躍進”中即歸澌滅，雞狼毫早已降為普通品牌，經(jīng)營戶因利薄早不愿制作供應了。后來總算托人買來幾支，還是“加料”的，試試卻根本不行，只因筆桿上還刻有“雞狼毫”三字，勉強寄往香港，鮑先生自不免失望，我亦為之歉然。

雞狼毫不行了，是否毛筆的前途就沒希望了呢，我看也未必。毛筆是書寫漢字的專用工具，只要漢字不滅，它就會有用場。全世界所有文字中，只有漢字的書法成為獨立的藝術(shù)，電腦技術(shù)再發(fā)達，書法總不能不用毛筆和宣紙。東亞和南洋用筷子吃米飯的人，差不多占了世界人口四分之一，這些人能用筷子即能用毛筆，即不用毛筆亦能接受漢字。漢字書法藝術(shù)的生命力植根于世界人口四分之一，自不必悲觀，那么毛筆也不必悲觀了。

“筆”和“筷”都是“竹頭字”，筆筷都取材于竹，竹子和水稻又都是禾本科植物，其產(chǎn)地范圍正好涵蓋了漢字文化圈。在文化地理學和文化歷史上，這一現(xiàn)象似乎也值得研究，從人與自然的角度來研究。

（二零零七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