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叔河《角先生及其他》隨筆
角先生及其他
潘光旦譯藹理斯（Havelock Ellis）《性心理學》，堪稱名著名譯。潘氏于卷首題詩四首，其二云：
人生衣食住行私，墨翟而還孰費辭？
禮失野求吾有意，風流靄氏是良師。
這“衣食住行私”的“私”，指男女之私，也就是“性”。
性對人生本來和衣食住行同樣重要，古人并不諱言。《漢書·藝文志》著錄“房中八家”，比“醫經七家”還多一家，出土竹帛書中也常見有這方面的內容。但在罷黜百家獨崇儒術以后，正經的“經史子集”便絕少涉及性事，不肯為此“費辭”了。潘氏的詩，實在是有感而發。
潘氏譯書的功力，充分表現在所作的五百七十多條譯注上。他在序文中說：十分之七的注都是用“中國的文獻與習慣中所流傳的關于性的見解與事例，與原文相互發明，或彼此印證”。他自稱“一向喜歡看稗官野史”，所以引用的“關于性的見解與事例”，絕大部分均取材于此。
我并不是學者，不敢妄談學問，但不免也有普通人常有的好奇心，總想知道一點人們過去生活的情形，性生活自然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經史子集”既然不能為我提供有關的知識，便只有求之于古人的筆記雜錄也就是潘氏所謂的稗官野史了。當然，讀古人筆記，有如披沙揀金，涉獵多而收獲少，還得注意糾正迷信和偏見的歪曲，但總多少看得出一點前人生活的痕跡。尤其是“關于性的事例”的敘述，從中還能發現敘述者也就是當時的文人的見識和心態，這使我覺得更有意思。
潘氏引用的材料，多數我是都見過的，但還可以作些補充。有些潘氏未予采用的材料，亦“可與原文相互發明，或彼此印證”，這里便來介紹一點。
角先生和肉蓯蓉
《性心理學》第三章談到女子手淫時利用的工具，也就是人造的陽具，潘氏在這里加了一條注（71），卻格外簡短，只有寥寥九個字：“中國也有，叫做‘角先生’。”其實清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刊行的《林蘭香小說》中即有如下記載：
京師有朱姓者，豐其軀干，美其須髯，設肆于東安門之外而貨春藥焉。其“角先生”之制尤為工妙。聞買之者或老媼或幼尼，以錢之多寡分物之大小，以盒貯錢，置案頭而去。俟主人措辦畢，即自來取，不必更交一言也。
東安門外大街為京師（北京）主要街道，“案頭”就是“柜上”。這則記事，說明在一百六十多年前，“角先生”便已經在市肆公開供應，如今遍地開花的性用品商店，可以說是其來有自的了。而“買之者或老媼或幼尼”，以及“不必更交一言”的交易方式，都有性統計學和性商業史的意義。《野獲編》卷六所述“入小唱谷道不能出遂脹死”的“假具”，《閱微草堂筆記》所述被誤作下酒物切條裝盤“舉座不知何物”的“藤津偽器”，盡管出現在前，文獻價值卻還比不上這一則。
第三章注（73）“首飾盒子”一條，云女子有以骨簪一類首飾自慰的，這仍然屬于使用人造的工具。此外還有利用自然物的，潘氏卻并沒有提到。而明人謝在杭《五雜組·物部三》卻有這樣一則：
肉蓯蓉產西方邊塞土塹中及大木上，群馬交合，精滴入地而生。皮如松鱗，其形柔潤如肉。塞上無夫之婦時就地淫之。此物一得陰氣，彌加壯盛。采之入藥，能強陽道，補陰益精。或作粥啖之，云令人有子。
無論是鮮活的還是制成了藥材的肉蓯蓉，我都沒有見識過。但《漢語大詞典》卷八中有一張圖，圓柱形莖頂端密集的花序呈半卵圓狀，若真“柔潤如肉”，也許可以代充龜頭；而莖之“皮如松鱗”，則簡直有如虎鞭上的倒刺，那就夠“就地淫之”的“無夫之婦”消受的了。
至于說肉蓯蓉系“群馬交合，精滴入地而生”，可能系據《本草綱目》而言。但《綱目》講的原是活動話。（陶）弘景曰：“（肉蓯蓉）代郡雁門屬并州多馬處有之，言是野馬精落地所生。”大明注云：“（肉蓯蓉）生勃落樹下并土塹上，此皆非馬交之處，陶說誤耳。”頌注云：“舊說是野馬遺瀝而生，今西人云大木間及土塹垣中多生之，乃知自有種類耳；或疑其初生于馬瀝，后乃滋殖，如茜根生于人血之類是也。”茜根色紅，便說生于人血；蓯蓉能壯陽，便說生于馬精，其實都是想象之詞。
《本草》將肉蓯蓉列為草部，《大詞典》也說它是草本植物。“塞上無夫之婦時就地淫之”，“時”者，時常也。草本植物又如何經得起時常折騰，恐怕一兩次便會玩完，“一得陰氣，彌加壯盛”，大概也不會是事實。
周作人說過：“寫自然事物的小文向來不多，其佳者更難得。英國懷德（Gilbert White）之《自然史》可謂至矣，舉世無匹。在中國昔日嘗有段柯古的《酉陽雜俎》，此次則此《五雜組》，此二者與懷德書不能比較，但在無鳥之鄉此亦蝙蝠耳。”這段話也可以代表我的意見。大抵中國文人缺乏科學的精神，信古書信傳說勝過了信觀察信實驗。但無論如何，像謝在杭這樣能夠將無夫之婦就地應急的事情記述下來，比起做八股寫頌圣詩文，對學術研究總還是更為有用的。
布商何某與賈人之妻
《性心理學》第四章說：獸交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的當事者多是鄉僻地方低能的人，可稱為bestiality，一類的當事者則在精神上有病態，可稱為zooerastia.藹氏原書曾舉出前者的例子：“一個德國的農民在法官前面替自己解釋著說：‘我的老婆好久不在家了，沒有辦法，我就找我的母豬去了。’”在談到“利用得最多的是母豬”時，潘氏加了一條注（46），引《槐西雜志》卷二云：
烏魯木齊多狎邪，冶蕩者為所欲為，官弗禁，亦勿能禁。有寧夏布商何某，年少美風姿，貲累千金，亦不吝，而不喜為北里游。惟畜牝豕十馀，飼極肥，濯極潔，日閉戶而沓淫之。豕亦相摩相倚，如昵其雄。仆隸恒竊窺之，何弗覺也。忽其友乘醉戲詰，乃愧而投井死。迪化廳同知木金泰曰：“非我親鞫是獄，雖司馬溫公以告我，我弗信也。”
從前看《槐西雜志》時，只將此則視為“人與物交”之一例，像褚人獲那樣對“宇宙之大何所不有”略感驚詫而已。后來恭逢“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跟兩位右派朋友漫步長沙街頭，有次看到好幾張“集中打擊破壞春耕生產的犯罪分子”的布告，四五個人的罪名都是“獸性大發，強奸母牛”，還有“摧殘耕牛身體健康”等字樣。轉入僻靜小巷后，三人禁不住“偶語”起來。我說：“獸性再大發，強奸母牛只怕也有點為難吧。”一位朋友說：“要說摧殘身體健康，也只能是摧殘人的身體健康呀！”另一位朋友則皺起了眉頭：“一整張一整張宣傳這類事情，讓外國人看了，豈不丟中國人的臉。”雖然當了右派，愛國之心似乎仍然不減。
“強奸”母牛的幾位，和靄理斯說的那個德國農民一樣，顯然都是bestiality者，他們找母豬母牛，都是“不得已而思其次的權宜辦法”。烏魯木齊的布商何某卻與他們不同，他年輕漂亮，有錢又舍得花，絕不會找不到女人，至少去“北里”（紅燈區）入“狹邪”（妓院）是會大受歡迎的，卻偏要養上十幾頭母豬等它們發了情來“相摩相倚”，正如潘氏在譯注中分析的，“則其人在性心理上恐不無變態”，應該是一個zooerastia者了。
社會與法律對于獸交的態度，也是《性心理學》研究的問題。布商何某的投井死是由于“愧”而非由于“畏”，由于受不了社會的鄙視和嘲笑，而非由于懼怕法律的制裁。此事之所以驚動迪化廳同知，是因為出了人命，知情的仆隸和友人不能不到官說明，才能結案；不然本人已死，還追究什么呢？但獸交如果觸犯了倫常，則在古代中國也會有嚴重的后果。《聊齋志異》乃常見之書，其卷一“犬奸”一則中的人和犬，便都被處了“寸磔”的極刑，潘氏卻沒有用來作注。其文云：
青州賈客某客于外，恒經歲不歸。家蓄一白犬，妻引與交，習如常。一日夫歸，與妻共臥，犬突入，登榻嚙賈人，竟死。后里舍稍聞之，共為不平，鳴于官。官械婦，婦不肯伏，收之，命縛犬來，始取婦出。犬忽見婦，直前碎衣作交狀，婦始無詞。后人犬俱寸磔以死。
對獸交的態度，因為民族和宗教的關系，常常有很大的不同。書中說，在色里希人（salish）中，“犯此之人并不因此受人鄙薄，并且根本也不算是一種過錯的行為”；而在中古時代的歐洲，特別是法國，“犯者和母豬或母牛，或母驢，就一并被判處荼毗（燒死）了”。
古代歐洲對獸交施嚴刑重罰，蓋宗教認為此乃褻瀆神明的罪孽，故犯者均不可饒恕。古代中國最重視的則是綱常名教，賈人之妻所以被寸磔，非因其與犬奸，而因其“奸殺親夫”，不過殺親夫的是一條犬罷了；如果沒有“殺親夫”，她是無論如何不會死的。注（47）引《瀟湘錄》說的杜修己妻，與所養白犬“奸淫無度”，亦僅僅“被出歸母家，而犬仍往來不絕”，便足以證明。布商何某如果臉皮厚一些，更不至于死。賣布的又不是養豬專業戶，“畜牝豕十馀，飼極肥，濯極潔”，已經是半公開了，要荼毗的話，豈不早就被抓到宗教裁判所去了么？
（二零零五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