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電影《武訓傳》問題

1950年12月孫瑜編導的電影《武訓傳》在全國開始上映。這部依據清朝末年武訓“行乞興學”事跡為主要內容的傳記影片上映后，最初獲得一片贊揚，先后在全國主要報刊發表了四十多篇文章，贊揚這部影片，贊揚武訓。有的文章說武訓是中國歷史上勞動人民企圖使本階級從文化上翻身的一個旗幟；有的文章說武訓一心為窮孩子辦學的精神，表現了中華民族的勤勞、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質；有的文章說上映《武訓傳》可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等等。1951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在全國開展對《武訓傳》的討論，以提高廣大干部和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水平。

1951年4月，《文藝報》重新發表了魯迅批評“武訓精神”宣傳者的短文《難答的問題》。接著《文藝報》又發表了賈霽的《不足為訓的武訓》和楊耳的《試談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無積極作用》，批評《武訓傳》編導者的錯誤觀點。1951年5月21日，毛澤東撰寫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一文，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該文認為“《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斗的共產黨”。此文發表后，在全國掀起了群眾性的批判《武訓傳》運動，周揚、胡繩、何其芳等均發表對《武訓傳》的批評文章，認為《武訓傳》宣揚了歷史唯心主義觀點和資產階級改良思想；美化階級投降主義和個人苦行主義；貶低農民革命的作用，歪曲歷史發展的面貌等。編導者孫瑜也寫了《我對〈武訓傳〉所犯錯誤的初步認識》一文進行檢討。這樣，就把最初由對《武訓傳》的正常討論，變成了以政治運動的方式來解決文藝思想問題。在批判中，公開點了所謂贊揚武訓和《武訓傳》的四十三篇文章及四十八個作者的名字，給他們造成很大的政治壓力，凡是歌頌過武訓、贊揚過《武訓傳》的人，都要作檢討。甚至說他們是反對土地改革，反對抗美援朝，反對鎮壓反革命等等，這就把思想問題和政治問題混同起來，這不僅大大挫傷了廣大文藝工作者的積極性，而且開創了用政治批判解決文藝思想問題的先例。這種做法，正如胡喬木同志在1985年9月5日召開的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和基金會成立大會上所指出的，這個批判，是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的。因此，這個批判不但不能認為完全正確，甚至也不能說它基本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