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和日出

《雷雨》(1933)是曹禺二十三歲時寫作的著名劇本，作品以1923年前后的中國社會為背景描寫了一個以反動資本家為家長的封建家庭的崩潰。在反映家庭問題的同時，作品也反映了剝削階級的道德墮落和勞資之間的階級矛盾。全劇以封建家長和反動資本家周樸園為一方，以他的家屬和被他壓迫剝削的魯家為另一方，構成了多層次的尖銳對立關系。作為封建階級的余孽，周樸園繼承了地主階級的思想意識。他信奉封建禮教，講究家庭“秩序”，重視自己在家庭中君臨一切的統治地位。這使他同家人、尤其是同妻子蘩漪構成了尖銳的家庭矛盾，這是家庭內部專制和反專制的矛盾。周樸園堅持“夫為妻綱”，要妻子在自己的孩子面前“做一個服從的榜樣”，而蘩漪在新思潮的影響下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她要求個性解放和人格獨立，再也無法忍受周公館這種“監(jiān)獄似的”生活和周樸園這個“閻王”的統治。她反抗、控訴、掙扎。她大膽地揭露了這個腐朽家庭從歷史到現實的種種罪惡，她無情地控訴了周樸園對她的欺騙和迫害，她無視封建倫常地同周樸園“前妻”之子發(fā)生了“亂倫”關系。蘩漪的思想行為徹底破壞了周樸園的家庭“秩序”和家庭統治。在以蘩漪為推動力的作用下，帶動了其他矛盾的一齊爆發(fā)，造成了周樸園這個封建家庭的徹底崩潰。作品在主要描寫家庭矛盾的同時，還突出描寫了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作為一個行為不軌的剝削階級分子，周樸園在年青時候玩弄了“下等人的姑娘”梅侍萍，跟她生下兩個孩子后，又把她一腳踢出，置人于死地而不顧；到他年老的時候，又通過各種虛偽的言行在虔誠地“紀念”他這位死去的“前妻”，而當這位“前妻”突然出現在他面前的時候，他又立即命令她離開。從而暴露了剝削階級道德上的敗壞和虛偽。作為一個反動的資本家，周樸園有著貪婪和殘忍的本性，他靠血腥起家后，繼續(xù)對工人實行殘酷的壓迫和剝削，并野蠻地屠殺罷工工人。這使他同以魯大海為首的廣大工人構成了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雷雨》以家庭內部專制和反專制的矛盾為主線，而以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為輔線，三條線索互相交織，齊頭并進，有始有終，構成了豐富復雜的內容，反映了生活的真實面貌。《雷雨》戲劇矛盾錯綜復雜，各種矛盾互相交織，反映了復雜的社會矛盾關系；《雷雨》有著許多偶然和巧合，但又符合生活的邏輯，具有必然的基礎，收到良好的戲劇效果；《雷雨》語言極富生活化和個性化的特點。

《日出》(1935)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都市生活。作品通過資產階級腐朽糜爛生活和下層人民痛苦生活的描寫，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損不足以奉有余”的罪惡本質，指出資產階級荒淫無恥的生活是建立在廣大人民痛苦和死亡的基礎上的。作品以主要生活場面暴露了資產階級生活上的腐朽糜爛、靈魂上的空虛無聊和道德上的墮落無恥。在暴露資產階級罪惡中，作品抓住了資本主義制度金錢萬能這一要害。在那種社會中，金錢成了人們崇拜的唯一上帝，成了人們衡量是非和價值的唯一標準；誰有錢誰就受人尊敬和奉承，誰沒有錢誰就活該倒霉受罪。在金錢面前，一切事物都改變了它原來的面貌，甚至連人的年齡長相都可以改變，老的可以變少，丑的可以變美。在金錢魅力的吸引下，抓錢成了資產階級人物的最高理想。為了得到錢，他們什么道德、信用、廉恥都可以不顧，甚至友誼、愛情都成了金錢的產物。潘月亭、李石清、胡四、顧八奶奶以及陳白露等人都在金錢追逐中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顯示他們無恥的身手。與此同時，作品還揭示了剝削階級和下層人民的尖銳對立，指出他們腐朽豪華的生活是以被剝削者和其他下層人民的痛苦和死亡為代價的。潘月亭一次就可以替陳白露代付800元的欠款，卻舍不得一個月付給小職員黃省三“大塊二毛五”的工資，害得他全家自殺。三等妓院“寶下處”一幕的描寫，更展示了人間地獄的慘狀，“小東西”的慘死，翠喜的悲愴以及眾多妓女們豬狗不如的生活，實在令人目不忍睹；它使我們看到，一面是“有余者”的醉生夢死，一面是“不足者”的血淚交加。作品通過這種強烈的對比描寫，控訴了這種吃人社會的深重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