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區的文學

指延安文藝整風后至開國前夕(1942－1949)抗日民主根據地和解放區的文學運動和創作。1942年，在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黨中央開展了整風運動，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以提高全黨的馬列主義水平，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文藝界也參加了全黨的整風運動。抗戰爆發后，大批文藝工作者來到根據地，活躍了根據地文藝運動。但是他們對新的生活、新的現實不熟悉，和工農兵群眾在思想感情以至藝術趣味上有距離，有的甚至不會區別作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根據地的缺點和國統區的根本不同，以至用個人主義、極端民主、平均主義等思想對待現實中的問題，以及宗派主義情緒等。這樣，發生了如“歌頌與暴露”之類的爭論，根據地軍民的生活斗爭不只得不到充分切實的反映，有的甚至出現了極為片面的錯誤的描寫。而相持階段根據地生活的極端困難，也加劇了這種矛盾。在這種情況下，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王實味連續發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藝術家》等文章，把革命根據地說得一團漆黑，甚至進行惡毒攻擊，更增加了延安文藝界思想的混亂。黨決定進行文藝整風，以解決現實問題，推動文學進一步發展，于1942年5月，召開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毛澤東同志在會上就文藝整風問題兩次發表講話，這就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總結“五四”以來革命文藝發展的歷史經驗，聯系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文藝工作的實際，解決了黨領導革命文藝的理論、方法、方針政策等問題，確定了有名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使文藝工作者自覺地走上了與工農兵相結合、與新的群眾時代相結合的道路，為現代文學開創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整風后，由于《講話》精神認真的貫徹實踐，使解放區的文學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創作中，民族的、階級的斗爭和勞動生產成了壓倒一切的主題，工農兵群眾同在社會一樣取得了主人公的地位，真實地反映了他們的生活斗爭和新的思想面貌，特別是創造了具有為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民族化大眾化的藝術形式。小說方面，除趙樹理、丁玲、周立波、孫犁、劉白羽等人的作品外，描寫農民生活斗爭的短篇《臘梅花》、《我的兩家房東》(康濯)，表現農民階級斗爭和武裝斗爭的短篇《月黑夜》(楊朔)、《地雷陣》(邵子南)，章回體長篇《地覆天翻記》(王希堅)、《呂梁英雄傳》(馬烽、西戎)、《新兒女英雄傳》(孔厥、袁靜)，反映農村辦合作社的《高干大》(歐陽山)和互助組的《種谷記》(柳青)，以東北工人生產斗爭為題材的《原動力》，都是有影響的篇章。

詩歌方面，工農兵群眾的詩歌活動極為活躍，出現了象《東方紅》、《歌頌領袖毛澤東》那樣家喻戶曉的新民歌。詩人在學習民歌基礎上創作敘事長詩取得了突出成果。除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阮章競的《漳河水》外，李冰的《趙巧兒》、張志民的《王九訴苦》、《死不著》，都是反映農民的苦難和翻身解放的優秀之作。還有田間的敘事長詩《戎冠秀》、《趕車傳》，也是這一時期的成果。

報告文學反映戰爭的題材占有突出的地位，劉白羽的《為祖國而戰》，華山的《英雄的十月》，韓希梁的《飛兵在沂蒙山上》、《六十八天》，都是這方面的代表。周而復的《諾爾曼·白求恩》則是報道人物的有名篇章。此外，解放區還出版了兩部報告文學集《冀中一日》和《渡江一日》，記下了偉大人民的偉大革命。

戲劇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在延安新秧歌運動中產生了以《兄妹開荒》(王大化、李波、路山)為代表的小秧歌劇，它是把新的思想內容和群眾喜聞樂見的秧歌形式結合起來的新的歌舞短劇。在這一基礎上創作了熔戲劇、音樂、舞蹈于一爐的多幕的民族新歌劇。《白毛女》是杰出的代表。此外有以農村婦女為主人公的《赤葉河》(阮章競)、《女英雄劉胡蘭》(魏風、劉蓮池)，反映部隊生活、軍民關系的《牛永貴掛彩》(周而復、蘇一平)、《無敵民兵》(柯仲平)，描寫除奸反特的《周子山》(水華、馬可等)等。話劇創作有反映部隊生活的《李國瑞》，反映農民生活斗爭的《把眼光放遠點》(胡丹沸)，反映黨的路線斗爭的《同志，你走錯了路》(姚仲明、陳波兒等)和反映工人生產斗爭的《紅旗歌》(劉滄浪等集體創作)等。京戲和地方戲曲改革也取得了新成果，創作了新編京劇《逼上梁山》(楊紹萱、齊燕銘等執筆)、《三打祝家莊》(延安平劇院集體創作)，新編秦腔《血淚仇》(馬健翎)等。這些劇作，曾普遍演出，在現實斗爭中發揮了及時的宣傳教育作用。可以說，延安文藝整風和《講話》的發表，根本改變了“五四”以來新文藝與占人口最大多數的工農兵大眾相隔離的狀態，實現了文藝與廣大工農兵相結合，作家與群眾實際斗爭相結合，開創了現代文學的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