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與《資治通鑒》

司馬光(1019—1086)，字君實，祖籍陜州夏縣(今山西夏縣)諫水鄉(xiāng)，又稱“涑水先生”，少年聰明伶俐，讀書用功，二十歲中進(jìn)士，歷仕北宋仁、英、神、哲四朝，先后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御史中丞、翰林侍讀學(xué)士，通判并州，為開封府推官，王安石變法之初，辭樞密副使，以端明殿學(xué)士出知永興軍(今西安)，次年改判西京御史臺，閉口不談朝政，提舉嵩山崇福宮，居洛十五年，專修《資治通鑒》，神宗元豐七年(1084)修成《資治通鑒》，哲宗繼位，起用為宰相，盡罷王安石新法，只做半年宰相便死去，享年六十八，一生著述有三十余種。《資治通鑒》是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劉攽、劉恕、范祖禹用十九年之力嘔心瀝血所寫成，全書三百多萬字，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下訖后周顯德六年(959)，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歷史，其內(nèi)容以政治軍事為主，歷代典章制度記載也較詳細(xì)，經(jīng)濟(jì)材料比較零散，文學(xué)藝術(shù)方面只有與政治事件相關(guān)時才偶然提到。司馬光要編修一部通史的愿望很早，在嘉祐年問(1056－1063)就“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韓、趙、魏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仿荀悅簡要之文，網(wǎng)羅眾說，成一家書。”，在治平三年(1066)，他自力完成了秦以前八卷，以《通志》之名進(jìn)奏英宗，英宗支持司馬光繼續(xù)寫下去，在崇文院設(shè)書局，許他借龍圖閣、天章閣、三館秘閣之書，允許他自選助手，由朝廷出經(jīng)費，從此司馬光修史由私修轉(zhuǎn)為由他負(fù)責(zé)的官修，寫書的目的也進(jìn)一步明確：“專取關(guān)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這樣一部“有資于治通”的著作，當(dāng)時還沒有確定書名，只籠統(tǒng)地稱為《歷代君臣事跡》，治平四年(1067)十月，神宗繼位，才賜名《資治通鑒》。史料來源十分豐富，除十七史外，還用雜史、小說三百二十二種之多，司馬光對各種史料兼容并蓄，不遺巨細(xì)，他認(rèn)為正史未必皆可據(jù)，雜史小說未必全無憑，每寫一件史事常常參考三、四種書，并在修《通鑒》時，寫成《考異》三十卷，以明其取舍之故。編修程序是先由三位助手分別先做“叢目”“長編”，最后由司馬光定稿。“叢目”是依照正史的“本紀(jì)”和“實錄”，把所見到的材料提綱挈領(lǐng)的標(biāo)注明確，如果對“本紀(jì)”“實錄”中的材料前后移動，一定要注明。“長編”是在“叢目”基礎(chǔ)之上，把所能見到的各種材料按年月日添附，在這道工序，司馬光囑咐他的助手們“寧失于繁，毋失于略”“過多不害”。搞不清日子的事附在月后，搞不清月的事附在年后，年代也搞不清，附在事的首尾，無事可附的，約略時間，附在某年之后。定稿是最后的加工，這道工序十分艱巨，從材料去取到考訂潤色，都要字斟句酌。范祖禹作唐代“長編”六百多卷，經(jīng)司馬光刪定，只剩八十一卷了。據(jù)黃庭堅所見，草稿在洛陽堆滿了兩屋，無一字潦草，司馬光自稱“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編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摘幽隱，校計毫厘”都是實情。《通鑒》起于周成烈二十三年是由于此前史料少，又有《春秋》三傳，沒有多少加工的余地，再一點是這一年周威烈王自封韓趙魏為諸侯，從此周禮再也無法維持了，司馬光這樣畫分《通鑒》的上限，是有懲勸深意的，下限止于后周顯德六年，即止于宋開國之前，司馬光對本朝事不好表態(tài)所以只能如此。不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他自作《稽古錄》一書，后周顯德六年以后又自作《國朝百官公卿大事記》和《涑水記聞》，實際上司馬光是寫了一部貫穿古今的通史。《資治通鑒》是一部貫穿十六朝的通史，在分裂并存幾個政權(quán)的時代，究竟用哪一國的紀(jì)年，這是封建社會里特別講究的問題，因為這牽涉到以誰為正統(tǒng)的問題。在三國鼎立時，《通鑒》以魏為紀(jì)年，以吳、蜀為閏位，司馬光雖然表白這只是“借其年以記事爾，亦非有所取舍抑揚(yáng)也”，但他又說“漢傳于魏而晉受之，晉傳于宋以至于陳而隋取之，唐傳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說明他還是站在北宋的立場上決定正閏的。《通鑒》還在二百零二項史事下附有“史論”，其中“臣光曰”一百一十七，前人論九十六，在十二項史事下有兩“論”，兩“論”中，有一“臣光曰”者六處，無論是“臣光曰”，還是前人“論”，都表達(dá)了司馬光的史觀，成為《通鑒》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資治通鑒》一書揭露統(tǒng)治階級的許多陰暗面，對農(nóng)民斗爭的事記的較多，還保留了其它史書上所未保存下來的一些材料，也不在《春秋》筆法上下功夫，不象某些正史那樣把自然界的災(zāi)祥與人事相聯(lián)系，在敘事上前后一致，珠貫繩聯(lián)，將文史熔鑄于一爐，尤其善寫戰(zhàn)爭。《通鑒》問世后，對后代影響很大，效法，續(xù)編、改編，注釋的著作很多，形成了專門的學(xué)問——《通鑒學(xué)》了。宋末元初的胡三省給《資治通鑒》作《音注》對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乃至草木蟲魚注釋甚詳，在注中常常發(fā)出他懷戀故國反抗侵略的愛國之情，被稱為《通鑒》功臣。《資治通鑒》最早的刻本是元祐元年(1086)杭州刻本，紹興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藏于北京圖書館。近人章鈺《通鑒校宋記》共用九個本子付校，可見宋代刻本之多。“胡注”有元刊本，清人胡克家復(fù)刊胡注本，是現(xiàn)存最好的本子。解放后，中華書局標(biāo)點本，以胡刻本為底本，又附有《通鑒校宋記》，是目前最好的流行本。張煦侯的《通鑒學(xué)》，柴德賡的《資治通鑒介紹》是兩部研究《資治通鑒》的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