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言古詩的發展

劉躍進

四言古詩可以說是中國最古老的一種詩歌形式了。四言這種形式比較凝練，而傳達的意蘊則較為深邃。現存的幾部先秦重要史籍，比如《尚書》《周易》等就有很多四言的形式，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其中也有不少就是詩，或者說是上古的逸詩。這又涉及了什么是詩的問題，三言兩語也難以說得清楚。

我們還是尊重學術界的普遍看法，把《詩經》作為四言古詩的代表。

三　四言古詩的最后作家

《詩經》在先秦的出現是個奇跡，因為在它以前，四言詩很少，這也在情理之中。奇怪的是在它之后，四言詩也很少，至少是成功的四言詩很少。我們從先秦的幾部史書中不難看出，《詩經》在當時影響甚大，以致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可是為什么在春秋戰國之際，四言詩這種形式卻很少有人模仿創造了呢？也許有這樣的可能，當時的四言詩可能不少，后來因為戰亂而遺失殆盡。但是這種推想根據總是顯得不足。第一，從現存的先秦史籍來看，除《詩經》而外，四言詩很少。如果真有大量的四言詩，這幾部重要的史籍，不可能全都視而不見。第二，《孟子》就曾明確地說過：“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說明在孟子的時代，像《詩經》這樣的四言詩已經很少在中原流傳了。第三，四言詩在中原流傳日稀，而在戰國前期和中期，它的影響在長江流域依然存在。比如，屈原早期的作品《橘頌》，盡管帶有明顯的南方的特點，但是中原詩歌的影響依稀可見，像頭幾句就是四言的形式：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

但是，屈原后來的創作就日漸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而與中原詩歌大異其趣。由此我們可以推想，四言詩在當時確實是被冷落了。唯一的解釋，恐怕還在于它的形式已不能滿足時代的需要。它自身的體制已經限制了它的發展。這正如鐘嶸《詩品》所說：“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然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四言詩必然為五言詩所代替已成為歷史發展的趨勢。

（一）曹操及其《短歌行》

曹操的詩歌創作現存僅二十余首，多為樂府詩，其中又以四言詩最著名。最為人們傳誦的是他的《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宴，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關于這首詩歌的創作時間及創作背景，歷來有不同的解釋。通常的看法，認為這首詩歌當作于赤壁之戰以后，由于曹操在軍事上的失利，統一事業受到嚴重的障礙，因此，他感到年華易老，壯志難酬，所以發出了“人生幾何”和“去日苦多”的感慨。當然這種感慨不僅是曹操一人所有，而是時代的音調。曹植詩句：“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唏……自顧非金石，咄喈令人悲。”阮籍詩句：“人生若朝露，天道邈悠悠……孔圣臨長川，惜逝患若浮。”“青青子衿”四句，原為《詩經》中“鄭風”《子衿》和“小雅”《鹿鳴》中的詩句，曹操原封不動地把它搬過來，用以表達他思賢若渴的心情。曹操的心里非常清楚，國家的興亡，政治的成敗，固然取決于嚴飭吏治，取決于朝廷清明，但更取決于人才的選拔重用。三國紛爭，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人才的競爭。曹操要想統一中國，人才的網羅，對他來講尤為重要。在豪門所把持選官用人的漢代，像曹操這樣出身卑微的人，在一般的情況下，是難有出頭之日的。他原本是宦官養子的后代，其祖父曹滕是東漢著名的宦官，收養了曹嵩，生曹操。陳琳在為袁紹撰寫討伐曹操的檄文中就罵曹操“贅奄遺丑，本無令德”，就可以看出曹操在大家世族心目中的位置了。曹操曾有一首詩說到自己卑微的身世：“自惜身薄祜，夙賤罹孤苦。既無三徙教，不聞過庭語。其窮如抽裂，自以思所怙。雖懷一介志，其時誰能與。守窮者貧賤，惋嘆淚如雨。”在宗法制度盤根錯節的古代中國，卑微的出身，歷來被視為是一件恥辱的事。李斯就說過：“詬莫大于卑賤，而悲莫甚于窮困。”曹操在《讓縣自明本志令》這篇著名的文章中回顧自己的早年生活曾說到這一點。他說自己年輕時最大的愿望只是想當一郡太守。后來志向升為典軍校尉。在平定漢末變亂中，曹操借機擴充實力，他的理想又升為封侯。死后在墓碑上寫著：“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斯為足矣。在兩漢門閥制度下，曹操有這樣的理想，已經近于天方夜譚了。不過，時勢造英雄。公元184年黃巾起義爆發，曹操參與了鎮壓起義軍的活動。中平六年（公元189年）靈帝死，外戚何進謀誅宦官，反被誅殺，朝中大亂。西涼軍閥董卓帶兵入據洛陽，廢少帝劉辨，立獻帝劉協，殺太后。曹操逃出洛陽，東歸陳留。其時袁紹、袁術等實力人物起兵于東方。曹操募得五千參加混戰，這是他建立軍事大權的開始。當時他已經三十五歲了。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將處于困境的漢獻帝迎至許昌，自己充當了保護人的角色，“挾天子以令諸侯”，動輒打出“奉辭伐罪”的旗號，使對手處于不利境地。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一戰，消滅了稱雄于北方、而又最看不起他的袁紹的十萬精兵，擊垮了他最大的勁敵。到公元208年，也就是建安十三年前，共有十余年間，前后消滅了陶謙、張濟、呂布、袁術、劉表等這些原本是北方的望族首領人物。這使他不無自豪地說：“設使天下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幾十年來的身世際遇，使他深深感到，要想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要想取得自己當政的合法性，就必須首先打破過去用人的制度和精神的壁壘，廣開渠道，延攬人才。于是他首先從傳統的儒家學說開刀。儒家講究孝道，而曹操則唯才是舉，只要有才，哪怕背負著不忠不孝的罪名，也可以委以重任。他曾一次又一次地發布求賢令，一次比一次把問題提得更尖銳、更深刻，其核心是唯才是舉。門閥士族服膺儒術，講求孝悌之道，以為有才者必有德。而他則以為有德者未必有才。這種用人制度的根本分歧在當時哲學思想界也有強烈的反響。當時有“才性四本”之爭，即：才性異同或才性離合。一派主張才與性是分離的，有才未必有德，即才性相異相離；另一派認為才與性是緊密結合的，有德必有才，即才性相同相合。陳寅恪先生在著名的文章《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鐘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后》敏銳地指出，由這清談的命題，可以鮮明地區分出兩大政治勢力范圍：主張才性分離的一定屬曹黨，而主張才性相同的一定是門閥士族的代言人。可見這個問題在當時影響之大。《短歌行》中間幾句“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宴，心念舊恩”等極寫詩人對賢才渴慕的心情。“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四句又由自己寫到思慕的對象，即從所謂“賢人”著筆，把那些“終日驅車走，不見所問津”的士人比喻成飄飛不定的孤鳥，希望他們能依附在自己這棵大樹上。這種比喻新奇、貼切，頗為后世詩人所效法。陶淵明《飲酒》二十首之四：

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

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因植孤生松，斂翮遙來歸。

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以“失群鳥”自喻，渴望勁松的庇護。蘇軾《卜算子·孤鴻》也寫到“孤鴻”的惶惶不可終日的窘境：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清代著名文學家朱彝尊《長亭怨慢·雁》也寫盡了古代士大夫猶如“孤雁”的凄苦和驚恐：

別浦，慣驚移莫定。應怯敗荷疏雨。一繩云杪，看字字、懸針垂露。漸欹斜，無力低飄，正目送碧羅天幕。寫不了相思，又蘸涼波飛去。

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不少。可見，這個問題在中國古代士大夫心里所占據的重要位置。曹操最早拈出這個孤鳥的意象以比喻沒有獨立地位的古代士大夫的形象，這也可以說他對古代詩歌意象創造的一個貢獻。最后四句，詩人以周公自比，抒發了延攬人才、使天下歸心的愿望。《管子》：“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眾；士不厭學，故能成其圣。”當年周公“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唯恐怠慢來客，曹操在東漢末期“挾天子以令諸侯”，地位顯赫，故以周公自況，而不考慮別人怎樣議論他。難怪沈德潛說他的詩有一種“霸氣”，這首《短歌行》就是典型的一例。

只可惜曹操到死也沒有敢稱帝。建安十六年任曹丕為副丞相，封諸子為侯，形成了“磐石之固”。建安十八年封魏公，加九錫；魏國置尚書，侍中、六卿，已有完整的制度機構。建安二十一年進號魏王，孫權讓他稱帝，他說：“是兒欲踞吾著爐火邪？”建安二十二年更設天子大旗，立曹丕為太子，但不稱帝，說：“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曹操死于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即位，即刻完成了武王廢立的工作，正式稱帝為魏文帝，追封曹操為武帝。隨即劉備稱帝于成都，孫權稱帝于建康。漢代正式宣告結束。

但是擺在曹丕面前的困難實在太多。創立天下不易，而守成同樣困難。他既沒有乃父的魄力和胸襟，又沒有多少根基。所以上臺伊始，重新操起九品中正制，重用望族，作為自己的股肱之臣，而對于自己的兄弟則排斥在外，嚴厲打擊。司馬氏乘勢而起。這就為自己，也為曹氏家族埋下了禍根。

（二）嵇康及其《贈秀才入軍》

嵇康就生活在曹氏與司馬氏明爭暗斗的旋渦之中。

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戰，曹氏勝，袁氏敗。這不是一家一戶的成敗問題，而是寒門與高門較量的縮影。袁氏的失敗，表明以儒家思想為正宗的豪門世襲暫時受到挫折。此后，北方完全為寒門出身的曹操所控制。而大家豪門只能隱忍屈辱。建安二十五年曹操死，那些豪門看中了司馬懿父子，支持他們向曹氏奪權。

司馬懿小于曹操二十四歲，晚死三十一年。曹操對他既愛又恨。愛他有才，恨他陰毒，深知自己的后代不是他的對手。曹操說他有“狼狽相”，詔使前行，令反顧，而正向反而身不動。于是“勤于吏職，夜以忘寢，至于芻牧之間，悉皆臨履。”贏得了曹氏家族的信任。魏明帝在位十三年，臨終之際下遺詔，由他與曹爽輔佐八歲少帝曹芳。他幾乎不問政事，裝了十年的糊涂，擺出一副超然物外的樣子。但是，就在正始十年，當志得意滿的曹爽陪著曹芳皇帝祭掃明帝高平陵之際，他在京城發動了政變，凡曹爽“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長少，姑姊妹之適人者，皆殺之”，史稱“高平陵之變”。司馬懿所以敢于這樣狠毒，就在于他得到了豪族強民的支持，同時，寒族出身的官吏如賈充之流也站在了司馬氏一邊。比如殺高貴鄉公就是由賈充出面指使成濟下手，既為司馬氏奪權掃清了最后的障礙，又保全了儒教信徒的美名。所以賈充是司馬氏第一功臣。

在魏晉南北朝文學發展史上，嵇康是一位極特殊的人物。首先是他的身世和思想特殊。嵇康為譙郡亳縣人，與曹氏同鄉。又為曹魏的姻親，娶曹丕、曹植的異母兄弟曹林之女（或說孫女）為妻，從此獲中散大夫。然而，他生活在司馬氏掌握大權的時代，這本身就已使他面臨著嚴重的威脅，而偏偏他的思想性格又過于執著，不肯隨波逐流，結果常常把自己放在整個社會的對立面的位置，成為眾矢之的。作為豪門勢力代表的司馬氏，為了獲得整個士族的支持，首要的工作是以儒學相標榜，倡導儒術。而嵇康在言行上卻處處顯現出與儒術格格不入的態度。《養生論》諷刺孔子“神馳于利害之端，心騖于榮辱之途”。儒家認為八音與政通，也就是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的所謂“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而嵇康卻主張“聲無哀樂”。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嵇康又來發難，作《難自然好學論》，認為如果不用學習就能有吃有喝，人們是不會自找苦吃地去學習了。他的朋友山濤推薦他出來做官，他又作《與山巨源絕交書》說自己有“七不堪”和“兩不可”。他有七種習慣：喜歡晚起、喜歡游動、身上多虱、討厭寫文書、厭倦吊喪、討厭俗人、厭煩雜事，而這七件事又是官場必不可少的，所以他說自己不堪忍受。如果說這“七不堪”多還屬于個人習性方面的問題，不至于引起統治者太多的反感，那么，他的“兩不可”卻無論如何也不能再讓統治者等閑視之了。這“兩不可”是：一則“非湯武而薄周孔”，二則“剛腸疾惡、輕肆直言”。司馬氏篡奪天下，首先是以儒術相倡導，以儒家正統自居，而嵇康卻大不以為然，當然會使那些權貴坐臥不安，必欲致之死地而后快。許多司馬氏的黨羽想盡各種辦法在嵇康身上打主意，設法陷害他。比如有一次嵇康正在打鐵，鐘會來看他，嵇康向來不愿意理他，于是裝作視而不見的樣子，繼續做自己的事。鐘會討個沒趣，灰溜溜地走了。沒想到嵇康又冷冷地問了他一句：“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的答話也軟中藏刀：“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這樣一種過于切直的性格，加之又與司馬氏所倡導的名教采取了一種近乎本能的厭倦與對立的態度，這就使他的人格、詩品充滿悲劇的色彩。對此，他也深有感觸，并且在詩文中一再提及當時環境的險惡：“鳥盡良弓藏，謀極身心危。吉兇雖在己，世路多險巇。”對官場的憎惡、對仕途的反感，使他越發對山林隱逸的生活充滿了向往。他把莊子的歸返自然的精神境界視為自己的人生理想，與阮籍、向秀、山濤、阮咸、劉伶、王戎等共為竹林之游。他的《贈秀才入軍》就是描寫這種優游容與的生活情趣。全詩共十八章，這里選讀其中一章，嘗鼎一臠，借以品味其中的妙處：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蘭圃，指有蘭草的野地。華山，是指有光華的山。平皋，指水邊。垂綸，指垂釣。前面這四句反映了當時頗為盛行的隱逸閑適的生活情趣。“目送歸鴻，手揮五弦”為全詩的警句。顧愷之曾說：畫“手揮五弦”為易，而畫“目送歸鴻”為難，因為前者只要勾勒出形貌就行，而后者卻要傳神寫照，表現出人的精神狀態，說明當時的藝術界已經比較注意人的精神風貌的重要性了。蔣濟著有《眸子論》，顧愷之為裴愷畫像，卻特別突出他面頰上的三根毫毛以顯示他的特征。“目送歸鴻”，丹青所難以表現的正是內在的精神。“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一句，實際是當時士大夫縱情玄學的真實寫照。當時有所謂“三玄”之說，即《周易》《老子》《莊子》。他們在理論上提出許多的命題，比如，才性四本、言意之辨、聲無哀樂、三教異同等，展開激烈的辯論。這叫清談。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這些理論命題絕不是無的放矢，而是有著強烈的政治內涵。在行為上，這些名士則服藥飲酒，一則延長生命的長度，一則加強生命的密度。劉伶放浪形骸，飲酒不節，還作《酒德頌》為自己尋找理論根據。阮籍縱飲六十日，高唱“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史載，阮籍善飲酒，嵇康則服藥。他們與高士王烈交往，甚敬異之，“共入山，（王）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余半與康，皆凝而為石。”所謂“石髓”，即尚未凝固的鐘乳，與赤石脂、石英一起，是構成古代名藥“五石散”的主要成分。魏晉名士所以這么做，自然有他們的難言之隱。《晉書·阮籍傳》說他“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嵇康作《家誡》，十分世故地告誡自己的兒子處事謹小慎微，可見他們放浪形骸，飲酒不節，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因此，所謂“俯仰自得”，我們也不要以為他們已經全然忘卻了世事。“嘉彼釣叟，得魚忘筌”用的是《莊子》的典故：“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嵇康用這個典故，說明這種充滿閑適之情的生活是難以用言語來表達的。最后兩句又是用的《莊子》的典故。莊子路過惠施墓，給人講了一個故事，說有個郢人，手藝不凡，能運斤成風。他有個搭檔，鼻頭上抹上一點白灰，這個郢人操起斧子能把灰土砍掉而傷不著鼻子。后來這個搭檔死了，郢人的技藝再也發揮不出來了。莊子講這個故事，是說自從“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以為言矣”。嵇康用了莊子的這個典故，也是感嘆世無知己。王昌齡《獨游詩》：“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雁。悟彼頗有適，嗟此罹憂患。”也看出了此詩不僅是閑適，也有憂患的內容。

全詩用語洗練、自然，流風余韻，令人回味不盡。詩人熟練地化用了《莊子》的故事，不僅形象地表達了作者的精神追求和人生理想，而且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魏晉玄學風貌的精神特質。

（三）陶淵明的《時運》

關于陶淵明，我們在第四章還要作詳細的論述。這里僅從四言詩的角度來看他的《時運》。這首詩不長，諸多陶集一般都把這首詩排在前邊。全詩凡四章，前有一首小序：

時運，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獨游，欣慨交心。

可以明顯看出，這組詩意取自《論語》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孔子叫弟子各言其志，各人都發表了自己對于仕途的渴望和想法，唯有曾皙鼓瑟不語。孔子叫他表態，《論語》是這樣記載的：

鼓瑟希，鏗爾，（曾皙）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曾皙）也。”

這段描寫十分細微，把孔子向往自然閑適生活的理想刻畫得惟妙惟肖。但是，理想總歸是理想，現實中孔子可就不那么瀟灑了。他一生周游列國，總渴望能實現他的治國理想。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累累若喪家之犬”，云游四方，鍥而不舍。多少冷嘲熱諷，多少軟硬釘子，他終生都不改其志，很少考慮能急流勇退。其入世精神之強烈，實在令人欽佩。相比較而言，陶淵明就瀟灑得多了。他早年同絕大多數古代知識分子一樣，也有著“達則兼濟天下”的抱負，積極用世。然而正當他的生命處在峰巔之際，卻義無反顧地永遠告別了令無數士大夫迷惘困惑而又難以割舍的官場。所以，當我們讀陶淵明的這首詩時，就會感到他所寫的似乎更加真實、更加貼切：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

山滌余靄，宇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

“邁邁時運”是指冬去春來。在一個爽朗的早晨，詩人換上春服，來到郊外，看晨靄洗滌著山巒，大地回春，萬物復蘇，一派生機。最后兩句寫“新苗”因風而舞，頗為傳神。每當念到這首詩時，我總是揣想當年詩人偶影獨游的情形，同時也自然而然地聯想到五代時韋莊的一首小詞《思帝鄉》：

春日游，杏花吹滿頭。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

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

陶淵明的詩寫得那么靜穆高雅，而這首詩則歡快活潑。從中我們不難體會到他們對于春天來臨的欣喜之情。

當然，在陶淵明的整個創作活動中，四言詩還僅僅占很小一部分，而這首《時運》也并不是他的最好的作品，但是，似乎可以這樣說，在中國古代四言詩的演變發展進程的后期，這首《時邁》卻是比較引人注目的一首，因為到陶淵明的時代，五言古詩已充分地走向了成熟，四言詩卻無可奈何地日益走向衰落。陶淵明前后，四言詩這種詩體雖然在東晉曾有所復蘇，但終究大勢已去，更多的分散到各種實用文體中，比如銘文、誄文等，還保持著四言押韻的形式，但那已很難說是詩歌了。

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陶淵明是四言詩的最后作家。